材料一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统治者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的所谓“武功”、“文治”。这一时期中国文士集团“文以载道，六经皆载道之文也。故言文者，必权与于经”，由于传统的价值标准的影响，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得不满足于清帝所给的回旋余地。经世派中人物，凡是不能适应地主阶级在所谓“治世”的新需要的，或是在适应地主阶级在所谓“治世”的新需要中反应迟缓的，往往被罢官以去，不再叙用，或者是屡罢屡用，沉浮宦海。因此，官场中的领导者们奉行中庸之道，对内妥协，对外防守。
——摘编自郭文菁《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比较》
材料二 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同治年间“武功”、“文治”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相关史实分析“同治中兴”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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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713年7月，唐玄宗刚刚总揽大政，即颁发了《命新除牧守面辞敕》，要求赴任的都督、刺史都要向皇帝“面辞”，以便皇帝面授机宜和讨论理政安民之道。开元二年(714)正月，唐玄宗又颁发《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指出：牧守与地方治乱至为相关，决定于京官内选“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授以都督、刺史之职，使京官与地方官相互对流。针对以往考核官吏时，县令虽有政绩，也多不得上考(考绩分上、中、下三等)，唐玄宗在《劝奖县令诏》中特别规定：“其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也……”欧阳修说：“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诫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
——摘编 自田廷桂《唐玄宗改革地方吏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玄宗革新地方吏治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玄宗革新地方吏治的意义。
【推荐2】材料 清军初入关时，由于连年战乱，留下满目疮痍，地荒人亡，赋税无征。顺治三年（1646年）摄政王多尔衮谕户部曰：“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朝廷几度刊行修订《赋役全书》，明确章法条令、采取有效办法催促课税，制止乱摊派。康熙年间，鉴于土地的不断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无地、少地的农民越来承担不起丁税的情况，清政府又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但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只是固定了丁银数额，并未废除丁银，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仍存在。为了彻底解决负担不均问题，以缓和社会矛盾，清政府于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将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即所谓“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制”。规定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人丁2462万，丁银335万余两）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
——摘编自王士立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初赋税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初赋税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 19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经历着人口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区域的高速聚集。过快的城市人口增长，带来了一系列城市问题，无形中为传染病的传撸和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19世纪后半期公共卫生改革开始在美国各地城市中涌现，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城市先后建立街道清洁部，专门负责街道保洁工作。鉴于内战前各地检疫内容及实施程度各异，检疫效果并不显著，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开始呼吁由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疫”工作。19世纪中期细菌理论的出现更加有力地解释了疾病传播的方式，对城市检疫产生了较大影响。1893年颁布的《检疫法案》授予财政部长禁止染病船只进入美国港口的权力，同时抑制疾病跨州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整个美国社会对个人卫生日益重视，公共卫生意识得以增强。
——摘编自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后半期美国公共卫生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后半期美国公共卫生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