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

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人才流动激荡的时期：在这古今变革交汇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了很多的政治空隙，这为人才自由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天人关系问题上逐渐实现了从“重人”到“重天”的转变，逐步确立起以人为本的处事原则；由于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宗法制的动摇，人身依附关系得以削弱，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人格的独立，特别是“士”的解放；“士”四处奔走，在流动中，除少数人是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则企求步入仕途；各国征伐不止，人才便受到普遍重视……这一时期的人才流动不仅表现在国别之间的横向流动，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人才由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转变的纵向流动。

——摘编自娄金香、李亚光《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论述》

材料二   民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有似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但又不同于春秋战国。相同的是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同的是国外还有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族，有着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所想，无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很少关注个人的名利得失。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远大的抱负，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他们都全力以赴。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期，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不断接受和探索新的文化。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又有帝国主义压迫，所以涌现了很多有识之士立志报国。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流动大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教师在高校内部纵向的职称晋升和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横向流动；第二，教师在高校系统和社会上其他系统（主要是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流动。前一种情况可视为是系统内的流动，而后一种情况则是跨系统的流动。抗战爆发后，还出现了从北方向南方（西南）的区域流动。

——摘编自李强华《民国时期教育及人才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