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武后、中宗、韦后以来，官吏的正常铨选官员选阻塞，内外科封官充斥，“政出多门，温官充溢”。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五月，玄宗下令免去全部员外官、试官、检校官，除非有战功，或特诏录用外，吏、兵二部不得任用。撤销、合并闲散司、监、署十余所。

开元四年，玄宗降诏日：“选京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内外官员互相交流，将任地方官作为简选京官的一项条件，鼓励官员外任，有利于吏治风习的转化。

玄宗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明确规定：“每年十月，委当道按察使较量理行殿最，从第一等至五等奏闻较考，仍使吏部长官总详核。”考评的结果作为官更升降奖惩的依据。在中央发挥御史台监督百官的作用，在地方各道设采访使督察地方。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下令把监察区十道扩充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成为地方常设机构，代表朝廷“以六条检非法”，纠察该地违法官吏。

——徐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革新与变法》

材料一 白银危机（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价格大幅度上升，白银大量外流，引起经济危机）发生后,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银本位, 实行外汇本位的法币制度。但从历史经验看, 由于此举是以英镑、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外围”货币（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 因此币值稳定性决定于中心货币的支持程度。当二战后随着地缘关系改变, 来自中心货币的支持趋弱, 法币就被推向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 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

材料二   与国民党尚有一定的金银储备和实体资产 (国有官僚资本) 作为货币发行基础相比, 人民币问世之初不仅是“负资本”基础, 而且是支出收入比将近3∶1的深度负债。其所引发的结果是一年多的时间里物价指数上涨了160多倍。新中国“人民币保卫战”, 包括“银元之战”（打击银元投机）、“米棉之战” （打击米棉投机）、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等。另外新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增收节支、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等措施。人民币首先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很快成为全国唯一的稳定货币。

——《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

柴荣青年时代办事谨慎，为人厚道，曾与一商人到江陵（今湖北荆沙）贩卖茶货。柴荣的这一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更使他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和地方利弊。

姑父郭威死后，柴荣即帝位，是为（后周）世宗。他率军亲征，大败北汉刘崇军。战后，他针对战场上所暴露的问题，大规模整编禁军。“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

显德二年（955）柴荣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显德五年（958）他命按《均田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减轻了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柴荣认为自己“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下诏明确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他审读后，尤对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柴荣病逝于北伐之中，在位五年半。史评其文治武功：“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