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五代十国（907—960年）时，众多百姓遁入空门，不事稼穑的僧尼越来越多。显德二年（955）后周世宗柴荣诏令限佛，相较之前的“三武灭佛”，此次限佛没有大量毁寺院、屠僧尼、焚经书，而是通过整肃佛教以除弊兴利。诏令无朝廷批准敕额的寺院一概废止，僧尼及佛像经卷可到有敕额的寺院安置。凡有僧尼私自建寺院，或为他人剃头受戒，举报或自行捕捉可获优赏。僧尼中有罪者，依法科刑，勒令还俗。禁止舍身、烧臂等伤害肢体之行仪，如有此类，强制还俗配流边远。造妖言妖书者，量罪科刑。每年造僧账，藉内无名者均令还俗；身死、逃亡、还俗者，次年改账削籍，出家须得父母及祖父母许可，若是父母祖父母无其他侍养之人者、刑罚在身者、贼盗、逃兵等均不得出家，违者重罪本人及师主。出家还须由官府检验背诵一定页数的经文，受戒则须通过经业考试，才能获得度牒，此外，除军、政、民、教正常使用之外，收缴铜质佛像以铸钱，官府按质论价收购。
——据吴枫《隋唐五代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后周世宗限佛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后周世宗限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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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汉文帝十二年，接受晁错“纳粟授爵”的建议，让富商用高价向农民买粮。输送至边，依纳粟程度，授予最高至第十八等的高爵。此政策推行后，解除了屯戍困境，国库也因此而充盈。此政策所贩售的，是自汉初高祖以来始终用于奖励军功、安抚政权和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军功爵。军功爵一旦被无限量抛售，首先冲击到的，将是持有高爵的军功功臣集团。文帝同意大量卖爵，不仅达到解决经济困境和抑商尊农之效果，而且稀释了功臣集团的军功荣耀和政治影响力，起到釜底抽薪式的作用。以军功登上政治舞台的功臣集团，因“纳粟授爵”的轻滥，而逐步走出政坛中心。
——《晁错“纳粟授爵”与汉文帝军功爵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文帝改革军功爵制度的措施和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文帝改革军功爵制度的影响。
材料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相比有哪些积极作用。
材料 20世纪70年代末，党中央开始推行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明确了挑选和任免干部必须采取“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再交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办法。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写进了党章。在培训方式上，除建立正规化的党校教育体系外，党中央还注重干部在实践岗位上的锻炼和培养。同时，领导干部终身制也逐步废除，由任期制和集体交接班制取代。1987年十三大在干部人事制度上提出了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构想，掀起了干部制度改革的高潮。随着改革的推进，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行政领导岗位，其中党外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及妇女干部的比例大大增加，他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摘编自易振龙《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
（1）依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