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耕地面积及粮食产量的比较

材料二   唐、宋水利工程的分省统计

材料三   唐、宋财政收支的比较

——摘编自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

材料一   肇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郡县制度，秦代，趋于成熟，两汉则日臻完备，成为汉帝国地方政治活动的核心与基干，也构建了两个多年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的框架。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

材料二   经略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都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提点刑狱……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

——摘编自《宋史·职官志》

材料三   云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摘编自谈迁《国榷》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来说，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开封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异常。皇城正南门（宣德门）南去的大道叫做御街，两边称御廊，准许商人买卖交易。御街南去过州桥，直至朱雀门，两边酒楼、饭店、香药铺、茶馆、商店夜市直到三更。自州桥东转为东大街，经相国寺前门至宋门，有鱼市、肉市、金银漆器铺等。自州桥西转为西大街，有珠玉铺、鲜果行等等。皇城外东南方向的十字街一带，铺席热闹，附近的潘楼街是大商人云集的场所。珍珠、匹帛、香药等铺席，“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严，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桑家瓦子（戏场）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莲花棚、牡丹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这些瓦子中除做戏演出外，还有卖茶、卖画、卖故衣、卖饭以及算卦、赌博等等。

——摘编自《简明宋史》

材料一   两汉农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小农的生产条件对社会依赖程度增加，他们为提高生产率，购置铁农具和大型牲畜等，不得不仰求于市场……农民当时虽属自给性生产，但在农副业及家庭纺织等方面，仍有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增长，使他们交换能力扩大……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工商业者，如当时有专门铁匠、“贩盐”者、“屠狗”者、“开酒家”者等，这各色人物的经营范围，有助于丰富农村市场的商品内容……小农追求富裕的思想，也具有为价值而生产的支配意识，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黄今言《秦汉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与发育状况》

材料二   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

——（宋）陈亮《四弊》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的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材料一：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初步形成。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中国8至13世纪的经济发展确实也推动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出现的社会类型蕴含了许多现代都市文明的特点并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社会。…宋朝的商品经济代表了中国在19世纪前的最高发展水平。

——摘编自[美]货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一   朱熹集中了前人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儒学体系。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四书，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通过编撰《童蒙须知》等启蒙著作，对儿童的衣着、饮食等日常行为都作了道德规定。比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程朱一派专在士阶层中求发展，终于成为新儒家的正统。直到王阳明出现后，陆王才真正能和程朱分庭抗礼。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以“简易直接”为特色，是和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长期奋斗而获得的。他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新儒家伦理因阳明学的出现而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