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开创出崭新局面，关键得益于党在社会治理中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保障了红军家属和孤寡老人的劳动力配给。截至1934年2月，中央苏区共建立1100多个消费合作社，切实解决群众面临的衣物、粮食、看病等方方面面的实际困难。党从中央苏区国家治理实际需要出发，开创性地建立了以宪法大纲为主体，包括130多部法规律令的新型法治体系。

——摘编自人民网《中央苏区时期国家治理的实践探索》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现代革命思想和国际革命文艺的刺激下，结合大别山区浓厚的民歌传唱传统和现实的革命需求，红色歌谣应运而生。如动员工农革命的红色歌谣《劝五更》：“一更里劝劝工友们劝工友大家来革命，团结要结紧，加工资，减时间，生活有保证。”宣传苏维埃政策，号召群众移风易俗的歌谣《妇女诉苦歌》：“封建礼教真可恨，穿耳缠足损人身，政治权利剥夺尽。”指导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建设美好新生活，“穷苦农友们，赶快要觉醒……妇女团结起，斗争求解放”。

——编自瞿萍、张贤裕《从红色歌谣看鄂豫皖苏区的基层治理》

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