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特点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之后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结束，严格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局势的缓和，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中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左”转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政策转向依靠美、苏之外的“中间地带”。虽然经历了变化，但大体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突破“一边倒”战略，只是在中苏同盟的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

——摘编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调整对外政策，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外交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经济共同繁荣。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深刻、最成熟的一次。

——摘编自颜永琦《从结盟到不结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景探析》

材料一   《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材料二   自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历代都设置宰相作为皇帝的助手，参与国家大事决策，处理全国政务。《新唐书》记载：“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

材料三   清代一位军机大臣形容自己的工作：“依样葫芦画不难，葫芦变化有千端。画成依样旧葫芦，要把葫芦仔细看。”

材料一   汉初承秦制，由丞相参与皇帝决策；丞相多由一、二功臣、贵戚出任，并有独立的丞相府办公。因职事繁多，至武帝时，丞相府吏员已增至三百余人。唐朝完善了南北朝时期的三省制，形成了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执行的三省分职制。此外，唐太宗常以“参预朝政”“参知机务”等职名，授予部分资历较低的官员参与决策。至唐高宗后，须有皇帝加封的“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名方能为相成为定制。

——摘编自田兆阳《古代行政中枢机构的嬗变及其走势》

材料二   明初中枢机构基本承袭前元，但因君相间对中枢决策权的争夺出现了突变，并奠定了整个明代中枢政治发展的方向。虽然这一突变使君权实现了集中，却难以平衡集权与效率的矛盾，迫使后世嗣君在解决集权与效率的平衡时，不得不对明代中枢决策体制进行适当的调整。

——摘编自王剑   李文王《承继、突变与适调：明初政治变动中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