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君臣之义上，朱熹指出：“父子之仁，君臣之义，莫非天赋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独以父子为自然，而谓臣之相属，特出于事势之不得已，夫岂然哉！‛”
——编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材料二 在黄宗羲看来，君和臣的目的都是为了万民的忧乐，其关系应是“名异（具体位臵不同）而实同（担负共同职责）”的平等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无法选择的，无父则无子，因此应该孝敬父亲。君和臣之间并没有命定的血缘关系，将两者联结到一起的是他们治理天下的职责，臣下与君主是可以相互选择的，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两者之同的血缘，而是天下万民的公利，臣下与君主在目标一致时才会合作。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熹与黄宗羲君臣观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两种君臣观的历史价值。
材料三 冯友兰在1940年推出的《新事论》一书指出清末思想与民初思想的八大区别不同，见下表。
| 清末思想（1840—1911年） | 民初思想（1912年民国建立后） |
| 讲文化的共同性 | 讲文化的特殊性 |
| 西洋人专信弱肉强食 | 西洋人专信自由平等 |
| 重视西洋的物质文明 | 重视西洋的精神文明 |
| 注重实业 | 注重玄谈 |
| 体用两橛 | 体用倒置 |
| 看不起西洋人 | 崇拜西洋人 |
| 只是空洞地谈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 教女人自动地反抗礼教，学习娜拉离家出走 |
| 照清末人的思路走下去，中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 照民初人的思路走下去，中国注定要吃大亏 |
（2）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思想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问题上的论战从未间断。五四前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延续10余年。论战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关于新旧文化能否调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采用何种文化、走什么道路等。在这场论战中,“东方文化派”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西方文明的彻底破产,主张用东方文化去拯救走向没落的西方文化。
对此,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据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等资料整理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东方文化派”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指出此种态度形成的背景。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 中华历史上的“大一统”发生了几次巨大的变化。以下仅举两例。第一是周秦之变。东周“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诸子百家思考的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回归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孔子用“礼”维护了社会整合的基本纽带，培养了大一统文明担纲者“士”，用“史”凸显了审判罪恶的特有方式，萃取了礼乐文明的基本价值“仁”。老子强调“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治大国若烹小鲜”“以天下心为心”“以无私成其私”。法家擅于君权的运作，主张严刑峻法。秦朝建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编户齐民、车同轨、书同文，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交通、文字大一统，构建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本框架。但是秦朝的文化整合没有做好，这个任务留给了汉朝，董仲舒构建了天下——天子——天命的神学系统。汉武帝“推明孔氏、表彰六经”，巩固了大一统。第二是唐宋之变。汉朝之后，儒家经典成为选官依据，手抄成本较高。豪族投资文化，建立起累世经学甚至累世公卿。但豪族士大夫祖尚浮虚，不堪重任。李唐一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华颓废之躯”而崛起。但如何瓦解豪族势力？如何真正大一统？这是科举制度建立的逻辑，也开启了中国的平民时代。但唐宋世风也面临了一个新问题：佛教的兴盛，士大夫崇尚虚无主义，以至于“儒门淡薄难收拾，天下英才归释氏”。宋代世大夫寻找的答案一是“祛邪”，重振礼义廉耻；二是“扶正”，学习佛教精密的形而上学体系，建立儒家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过流的文明，是因为文明的内核有一个政治的外壳来守护，那就是“大一统”的传统。
——节选自李勇刚《中华文化要义——大一统》
（1）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周秦之变与唐宋之变本质区别，并概括先秦诸子的应对之道。
（2）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过流的文明，是因为文明的内核有一个政治的外壳来守护，那就是‘大一统’的传统”这一观点，并用史实说明。
材料一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舜做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抓起来就行了。”学生又问：“难道舜不阻止法官吗？”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法官是按职责办事。”学生问：“那舜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应当放弃天子之位，毫不顾惜。然后偷偷也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都很快乐，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掉。”
——据《孟子》
材料二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与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却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审判过程符合雅典法律程序，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因为如果拒服从判决，就等于践踏法律，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最终他选择在弟子面前饮下毒药，从容赴死。
——摘编自（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1）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孟子和苏格拉底的法制观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种法制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