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政府对金融业及其相关业务管制的逐步放松，为宏观金融创新和商业银行性质的票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早在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产生前，各种商业机构、银号偶然也有汇票发行，而票号则是在巨额的利润刺激下产生与发展的。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中，政府基本上不再发行纸币，而明清时期特有的经济形态和货币变革，使汇兑与汇票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历史上的票号，从康熙年间由山西商帮创办到最后被改组而退出历史舞台，共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

——摘编自燕红忠《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

材料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标志着我国新式银行的诞生。1912至1927年是中国银行业发展之幼年时期，16年间共成立银行186家，但倒闭停业者就有135家。这一时期大多数银行大部分为前清时期的地方官钱局所改组，也有一部分为地方军阀所新设，主要以经理省库、为地方军阀筹办军政费用服务，滥发纸币、管理腐败，并随着地方军阀的盛衰而存亡。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大大加速，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在地域分布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但较为完善的银行体系已经大体形成。

——摘编自燕红忠《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几千年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材料一   宋代蒙学（小学）有常年开课的私塾、义学、家塾等。私塾是塾师在自己家中设学教授，规模较小，学生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教师以学生所交的少量现金或财物作为办学费用，塾师的生活往往相当艰难，时常无下锅之米，但这些教书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为提高宋人的文化素养做出了积极贡献。家塾是官宦世家或富裕之家聘请老师教育其家族子弟的私学，如陆九渊、吕祖谦等人，都设有家塾教育家族子弟。宋代蒙学以识字、习文为主，同时也进行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由于蒙学设置相当普遍，城镇乡村处处都能听到琅琅读书声，这对培养儿童道德素质和增长知识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贡献。

——游彪《新编中国史：宋史》

材料二   近代教育学家大多认为：儿童教育首先要尊崇儿童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要以教育家的“民主精神”，去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和天性，实施系列教育。1904年田汉在上海创办的“育婴堂”，是我国最早的儿童教育机构之一。此后，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堂等公共教育机构设施相继涌现，它们开设文化知识、品德修养、自然、格物、生理卫生等一系列课程，很多小学堂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呼唤下，整个近代中国涌现出陶行知、陈鹤琴、沈百英、雷震清、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的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儿童艺术家。

——摘编自朱永新《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

高一某历史小组在进行中国近代史专题探究过程中梳理了如下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