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张之洞《劝学篇》
材料二 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轮、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艰难勉强地跟着走），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材料四 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
（1）据材料一、二指出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的“体”“用”观有何不同？
（2）材料三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指什么？结合其内涵说明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3）据材料四指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特点。
（4）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历程的基本特点。
材料一 他（秦始皇）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监视他们。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酵酒）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还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各种原因而陆续失爵。
——晁福林《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是什么？这一制度与西周的地方行政制度相比有何突出特点和进步意义？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侯”“王”的由来及汉武帝削夺其爵位的目的。
(3)据材料三，指出元朝地方行政制度有哪些创新？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管子》一书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丰富的粮食储备调节思想。它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为了尽可能地稳定粮食价格，保障粮食供给，国家必须适时进行粮食购销活动，“故善者委就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主张进行“逆向调节”，即“以重射轻，以贱泄平（贵）”，当粮价下跌时，国家以高价收购，当粮价上涨时，国家以低价抛售储备粮，以此维持粮食市场价格稳定。还提出了分级储备制度，倡导储备与国力相适应的粮食，“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成为历代调控粮食市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理论来源和依据，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摘编自刘甲朋《<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探析》
材料二：明清农业的突出进步，首先表现在产量的增加，可以大体满足人口急剧增长的需要。康熙以与民休息为执政原则，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对于垦荒者给予更多优遇。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蠲免的种类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二十六年（1687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五十年（1711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5亿5千万亩增加到康熙末年的8亿亩以上，农耕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回答康熙时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措施。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熙时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措施的影响。
材料一 公元646年元月，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并全力向全国推广。该诏书规定，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贵族世袭制，实行“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在经济方面，废除贵族私有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实行公田公民制度。国家还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大化改新为日本确立了一套在当时颜为先进的管理体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日本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使日本完成了社会转型。
——摘编自王海燕《日本古代史》
材料二 公元682年，新罗在中央设立国学，学制九年，主要招收15至30岁的贵族子弟，教授儒学经典，以培养统治阶级的骨干力量。为了推动儒学的发展，统治者还设立了读书三品科。国学的传授内容主要以《周易》《尚书》《礼记》《左氏春秋》为主。到了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新罗向唐朝派遣了大量留学生，使其直接到中国学习儒学，许多贵族的子弟甚至留在唐朝研究儒学，期限十年，学满回国。去唐朝学习的新罗人中，包含了新罗的各社会阶层，有官员、学生、僧侣、军人、商人、农民等，他们承担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韩]金珊湖《大朝鲜帝国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日本大化改新时期确立“先进的管理体制”的措施，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化改新“完成了社会转型”的含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罗在7～9世纪学习唐朝文化的主要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文化对当时日本和朝鲜的影响。
材料一 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
——白居易《朱陈村》
材料二 唐代时期，位于浙江宁波一带的越窑和位于河北邢台一带的邢窑，都是当时著名的官营瓷窑，其产品在我国古代制瓷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材料三 “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
“梦里曾作南柯守，少时元是东陵侯。今朝半醉归草市，指点青帘上酒楼。”
——（宋）陆游《杂赋》
(1)依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我国古代自然经济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2)联系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唐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并分析我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依据材料三指出宋代“市”的基本发展趋势。
材料一 在《周礼》中，借贷被称为“贷”“取予”“同贷财”，反映借贷关系的“债”则被称作“责”。西周时期，政府规定民间借贷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定的利息下进行，违者要受到处罚。“凡民同贷材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民间借贷必须立契约文书，“听取予以书契”。官府通过借贷契约文书来判定民间债务纠纷，“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
——摘编自谭光万《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
材料二 宋代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主体部分，借贷虽出于情势之逼迫，并非个人意愿，但却是他们的一种生产、生活的常态。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加之小农是小生产者，抵御灾荒的储备（资金和粮食）不足，一旦遭遇灾荒年份，则小农必须依赖于借贷。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说：“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他在另一奏疏中说。农民“一有艰歉，富民不肯出贷，则其束手无策，坐视田畴之荒芜，有流移转徙而已”。
——摘编自王文书《宋代借货业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间借贷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农民借贷“常态”现象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间农业借贷的影响。
材料一 战国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二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放宽录取标准。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三 中国传统政治，既主选贤与能，为何不想出一种皇帝公选的制度来呢？这亦有它外在客观条件之限制。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
——钱穆《国史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战国晚期至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朝官吏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未能确立皇帝公选制度的原因，并分析其深远影响。
廷议又称集议，是中国古代朝廷的议事制度。每逢遇到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君主为了集思广益，要召集或责成垂相等召集中央有关官员，在廷臣会议上共同讨论，达成初步的共识后，将廷议结果呈达御前，由君主裁决。它既区别于君主通常的听政方式如早朝等，1与各个职能部门内部讨论、议决有关问题的“部议”相区别。
材料一 《尚书·周官》记载：“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西汉参加廷议的包括会卿（政府理政大臣）、列侯（国家元老）、二千石（熟悉京师地方情况）、大夫（“掌议论，'）、博士（“掌通古今，'）。东汉时，“凡国有大造大疑，太尉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有时也吸收其他高级官员参加，而且参加者要“署议”。北魏时，“参论国治，经纶王道，以为常式”。唐代政事堂议事，程序规范，秩序井然，“有军国大事，则议之。由唐历五代，不改其制”。宋代设置了廷议的固定场所，参加者的排编程式固定化，廷议的议程程式化，设有掌管廷议的监议御史。明代的廷议形式为群臣集议，但廷议结果“卒出于一人之见”,“统于一二尊官”。
——摘编自林乾《论中国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
材料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摘编自林乾《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
魏源指出言路不通对治理国家的危害，认为古代圣人“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详”。郑观应在《论议政》中写道：“泰西列国，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者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于民也。”使英公使薛福成说：'
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康有为进谏光绪帝：“令士民公举……，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1908年，清政府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各省采取典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遇有重大事件，由该省督抚奏明办理。”
——摘编自《魏源集》《康有为政论集》
(l）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廷议制度的特点，并指出这一制度在唐代以后呈现出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指出清末有识之士对于言路与决策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这些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