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学说的倡兴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民族与国家的内忧外患更甚，人们强烈要求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中国。但是，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也暴露出来，使得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中国发展中应当避免的问题。于是在“救亡”与“救国”的相互推进中，时人有一个对西方民族国家思想和西方文化正反两面性的认识深化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出在国家与民族认同问题上逐步具有的中国化特色的认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社会等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并立，刺激了中唐以后儒学的复兴。宋政府建立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统治者急需维护统治，五代时期分裂和混战，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道德式微，宋代当政者急需构建新的统治思想以维护统治。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摘编自［加］卜正民《哈佛中国史》

材料二 在理学家看来，“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准则发生冲突时，就要“存天理，灭人欲”。理学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南宋后期起，程朱理学受到官方尊崇，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在明清易代的外部刺激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下，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在明清之际发生了一系列蜕变，新的思想因素出现了。在学理上，明清之际的学者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政治观念上，明清之际的学者更重视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关注社会风习，并突破传统政治哲学的樊篱，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观念。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强调民众利益高于君权、高于一家一姓之利益。王夫之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观点。

——摘编自王记录《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材料一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孔子曰："（禹）敏给克济，其德不回（违背），其仁可亲，其言可信……"

——《大戴礼记·五帝德》

材料二  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用葛藤把棺材捆住），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馀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

——《墨子·节葬下》

材料三  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