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华夷之辨”也是司马迁民族观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司马迁以华夏中国为中心，将四夷纳入王朝的统治，这种“夷夏同朝”、“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观将夷夏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武沐《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有自从汉俗定姓者，皆以明时始著姓”。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制度可以争取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以科举制为例，在汉文化中心主义占主导的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常常受到歧视，很难在科场中脱颖而出，步入仕途，而攀附汉姓，假扮民族身份，不失为种理性的选择。如彝族李学周，就是改汉姓穿汉装前往北京赶考应试考中进士的。汉族的门当户对、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在云南地区广泛传播。
——摘编自廖国强《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材料一周朝在全国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后，就把巩固政权，尤其是对广大东方地区的军事占领作为首要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大封诸侯这一举措尤为重要。周王室大封同姓、异姓及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在诸侯国内部，诸侯王再行分封。诸侯对王室有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等义务，其内政基本独立。周初的分封对各地的开发和文化传播、交融是有促进作用的。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在中世纪的法国封建等级中最高一级是国王，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公爵、伯爵、侯爵、大主教、主教等高级封建主，高级封建主又将土地转封给子爵、男爵等下属，子爵、男爵再依次封给最低一级的骑士。土地封受后，封主与封臣结成领主与附庸的主从关系。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而处在金字塔之下的则是以农奴为主的广大依附农民。在封主与封臣结成主从关系后，封臣要对封主行臣服礼和宣誓效忠仪式。领主与附庸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未履行其义务，臣属关系都可能破裂，或领主将采地没收，或附庸将土地转归更上一级领主，或者变为私有地。但是，由于采地的不断争夺、继承和分裂，二者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法国封建主又奉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就会造成一个封建主有若干个领主的情况，即封建主乙是甲的附庸，可能又是甲的领主或丙的领主。复杂的关系使封建主之间难免出现争夺乃至混战。
——摘编自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初分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世纪法国的政治状况。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法两国分封的相同之处。
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1)归纳史料一、二、三中的历史现象，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2)结合以上史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冷落，而法家思想备受推崇的原因。
材料一 中晚唐五代时期，在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方面，除中书门下省的复核和复试制度之外，中央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如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度。此外，在唐前期科举制度刚施行时，就有相关法律做保障，而且该法律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中唐以后，中央对科场违纪的惩治明显增强。中晚唐明确规定，由御史台对科举考试进行监察。御史台专门负责执行锁院任务，监察考官、举子的违纪行为，查办科场案件和相关纠纷。
——摘编自金滢坤《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材料二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时达到了极盛。两宋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是中国历代取士最多的王朝。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了。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宋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建立起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和五代时期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是生产发展的有利条件，生产的发展又为商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宋建立之初，统治者为稳定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实行招抚流民、鼓励开垦等等，并收到了良好效果。宋代商品生产得到发展，除粮食成为一项主要商品外，经济作物的大量生产也较为突出，各地已涌现出一批专业种植经济作物以供市场的农户，形成了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如太湖中洞庭山的农民，专门种植柑橘。手工业产品中，除传统的纺织、编织、陶瓷等产品外，突出的还有矿冶业的发展，其产品丰富。随着矿产品生产的增加，金属制品的生产也迅速发展，尤以铁制农具、铜制手工业产品的生产最为突出。商品生产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前提，促进了商品交换，大米、棉花、茶叶、食糖、药材、丝织品等，都是日常交易的商品。
——摘编自罗吉义《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政策》
材料二 由于经济效益可观，太湖流域在明中叶后多改田为地发展蚕桑、棉作。杭州在当时既是丝织业中心又是杭嘉湖商品集散中心。商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区域分工与合作，实现规模效益，并且形成一定的力量，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技术水平。此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仍然处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之中，生产者通过商人互通有无，实现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换，使再生产得以顺利完成。商业领域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受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商业利润的诱惑，使弃农经商、弃工经商者日众；商业利润积攒的巨额财富也没有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最大的用处可能就在于满足商人穷奢极侈的生活享受。
——摘编自林枫《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和表现。
(2)根据材料二，归纳明朝商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唐高宗在位期间（650-683)所举行的22科共取进士578人，平均每科26人略多。龙朔三年（663)，以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知贡举，思恭泄漏进士策问题目，案发，经三司审问，“赃污狼藉”，原来是贿买考题，于是“命西朝堂斩决”，由于董思恭临刑告变，于是免予死罪，改判为流放南方偏远的梧州。这是中国科举史上首例科场案，预卖考题要处以死罪，于朝堂斩首处决，量刑可谓极重。因此说“高宗时，进士难其选”。
材料二 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下诏废止了中唐以来知贡举官与及第考生结成座主门生关系的习惯做法。乾德元年（963)，又下诏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编者注：通榜公荐法是唐代科举中制度所允许的推荐考试的办法，即知贡举官将赴贡院之前，中央台阁大臣可以向其推荐自己所了解的具有才艺的举子），违者重置其罪。”
——摘编自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
(1)依据材料一、二，归纳唐宋科举制的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科举制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1)根据材料一，分析新中国提出并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必要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并指出中国对万隆会议的贡献。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初期外交的认识。
材料一 在地方与中央的问题上，针对汉初“郡国并行”造成的诸侯尾大不掉的弊端，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弱藩国实力，使之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
——摘编自徐本华《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汉武帝在宏观经济制度层面推行了一场整体配套制度改革，这具体表现：在将利益最为丰厚的铸钱、煮盐、冶铁国营化；废除民间铸钱旧俗，规定由政府统一铸造五铢钱；实行“均输”“平准”等。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初推行的地方管理制度及该制度的弊端。(2)根据上述材料，归纳汉武帝的政治、经济措施及意义。
材料一 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维护统治利益、达到为其所用目的所采取的和平交往策略。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和亲政策的产生是一种着眼于现实民族形势状况下的历史必然现象。唐王朝建立后，面对复杂的周边环境，基于稳定大一统政权的需要，统治者顺承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历史潮流，效仿吸收西汉、隋朝和亲经验，将和亲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定国安边的主要政策。
——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材料二
清朝疆域图（1820年）
(2)结合材料二、分别写出清朝设置的管辖西域和掌管民族事务的机构名称。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朝国家疆域奠定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467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920人。耶稣会士们带来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上面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一大批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使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
——摘编自《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晚清时期，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首推西方传教士。除了强势入侵之外，这个时候的传教士更多地采用办报、译书、兴学等间接传教手段，运用报纸、期刊、书籍这些媒介，将其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知识思想等传播到中国。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中国，对当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触动极大，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也产生过直接影响。除了传教士之外，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另一大主力是大批中国留学生。自洋务运动开始，晚清政府便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甲午战败，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到国外学习，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留学运动。通过这些留学生，将西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而在不断学习西方文化和不断的思想进步中，大部分爱国的留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易永忠《探源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相比，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