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及传统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并对古代的乡村治理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发生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认识。
材料 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利玛窦本人在中外文著述中都说《坤舆万国全图》是他亲手绘制的，明代科学家李之藻等人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阮泰元《两仪玄览图》序文中亦提及此事。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所有演绎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是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坤舆万国全图》上这些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结论是：这些多出来的地名“只能得自中国资料”，即15世纪前期郑和环球航行时所绘的中文世界地图。李兆良此处所说的“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指的是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一幅世界地图。《地球大观》于1570年首次出版，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近代地图集。李兆良还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有原本藏在南京，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作者”，“官员们在原图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玛窦名义公开”。李兆良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是明代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二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照一下梁辀原文，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撑李兆良的观点。
——摘编自龚缨晏《〈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李兆良的“新发现”谈谈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领导者们在筹划军事自强的同时，也试图在传统教育模式上嫁接近代教育的胚芽。1862年奕䜣奏请创办了北京同文馆，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广方言馆。后来，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马尾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洋务派又创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1887年清廷同意革新科举，把算学科作为实用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1898年，在维新志士的推动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废除八股，凡乡会试和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据统计，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教育改革的谕令约占光绪帝这一时期所颁诏书的三分之一，改革的内容相较洋务运动时期更加深刻。
——摘编自余君、赵树旺《晚清政府的教育现代化战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共同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洋务派进行教育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靳辅治理黄河的特点并予以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黄河治理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式乡规民约起源早，早在《周礼》中就有了较为明确的乡规民约条款，尽管如此，直到宋、明、清三代才是乡规民约形成、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规民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现存的成文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可以梳理出几个阶段性节点：西周时期的《周礼》是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典籍；唐朝时期的《义门家法》是最早的专门性村规民约；宋代的《吕氏乡约》是正式乡规民约的典范；明代的乡规民约得到了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乡村自治的依据，而且变成了吏治工具，其中《南赣乡约》是典型代表；清代乡规民约进入全盛阶段，成为御用工具，其中《圣谕广训》是典型代表。
——摘编自郑文宝、张蕊《乡规民约与古代乡村道德建设》
材料二 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深入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它通过逐步升级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原有的基层乡村组织被彻底国家行政化，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都在国家设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传统乡约的乡治/自治在政治和组织上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吸收传统乡约的自愿约定和与国法衔接的优点，新的乡规民约于今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完善必有助益。
——摘编自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乡约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乡约发展的历程，并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约治理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乡约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一张小小的婚帖可以见证婚姻习俗的变迁。如对清朝宣统元年的“童养婚帖”研究发现，在该“婚帖”的右侧有四句话“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前世姻缘，上苍注定”。中间注有乾造与坤造，即男女的生辰八字，该“婚帖”上还写有“聘礼白银两百二十两”。最后用农历落款日期：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初三，在左侧写有“和合百年”作祝福话语。
——摘编自侯锦彬《结婚证演示结婚习俗变迁》（《广州日报》2006年9月）
材料二 第一条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第二条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摘编自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战斗英雄、劳模和解放军成为了新时代女性的偶像。同时，人们在择偶时非常重视对方的政治出身和家庭成分。“文革”开始后，受极“左”思想影响，女性择偶标准出现了偏差，政治标准成为唯一标准。20世纪80年代，女性择偶时把知识分子摆到了较高位置，文化因素上升到第一位，经济其次，政治因素被忽略。1984年后，“文凭热”有所降温。城市女性择偶中首先考虑男方的综合素质等。此外，“金钱至上”思想开始严重影响着人们，那些个体户或者能把知识直接转化为财富的人，成为女性爱慕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们选择婚姻的自由度增大，择偶行为向物质满足与心理需求接近。女性择偶观也趋于务实和多元，首先考虑双方感情，除此之外对方的经济收入、物质条件、教育程度、职业、容貌等因素，也成为女性择偶时的重要参考条件。
——摘编自许小玲《从择偶观的变迁看择偶标准的时代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清朝末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习俗方面的不同点，并分析新中国婚俗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择偶标准变化的趋势。
(3)纵观上述材料，就中国婚姻与习俗的变迁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汉初，陆贾基于传统“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协调“华夷”之间民族关系时提出“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他两次作为使臣前往南越，说服南越向汉称臣，双方恪守疆域，互不相犯。基于两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贾谊的“华夷”理念乘持“尊王壤夷”的“夷夏之辨，，思想。贾谊首倡“夷夏首足论”，汉朝天子为天下“夷狄”之首，周边“夷狄”为足，华上夷下，尊卑有序，“华夷之辨”思想明显。武帝朝开疆拓土，为了实现多民族的统一，理顺“华夷”关系，需对“华夷”大防民族政策作适时调整。
——摘编自段超《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材料二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蕾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炱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贾谊“华夷首足论”的本质，并分析汉朝“华夷”观念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典型举措，并谈谈古代民族融合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也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中。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181.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8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球商品出口贸易总额的8.8%，赶超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呈现不断优化的演进趋势，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已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国的贸易对象遍及全球，已经扩展至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摘编自秦迪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及其优化研究》
材料二 目前，我国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为主，很多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具有相似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越来越激烈。此外，虽然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不断上升，但是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不高，仍然以机械产品设备和轻纺工业品为主。这些都将严重影响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此外，近年来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摘编自陈相芬《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形势浅析》2011
(1)根据材料一归纳1978年至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认识。
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经济立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清末经济立法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