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儿重要呢？“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危机开始展现。局限于文字史料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造成了领域的狭窄化，追求客观写史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质疑，对历史学学科性的强调排斥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纷纷形成并兴起，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暴露出传统史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足与缺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重新思考直线的历史进化模式。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由此造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这都使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逐渐转向政治以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以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

材料三   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学有“四弊”和“二病”。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今中国之史，则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

——整理自梁启超《新史学》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三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 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街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