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全球化的兴起，在没有统一的“全球法”或者说“超国家法”的情况下，国际领域亟须通过第三方权利的权威裁判来化解纠纷。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晚清统治：者及民众不得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中国为天下共主”的迷梦中苏醒。当时的中国也被迫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主权为最高权威的民族国家观念萌芽。在《南京条约》规定领事裁判权后，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沦丧，并成为列强撕裂、瓦解中国主权的重要切口。晚清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了司法权与主权之间的密不可分、唇亡齿寒的关系。

——摘编自章安邦《制度竞争视野下清末司法主权的论丧与维护》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材料一   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面商国家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等飞抵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于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由于蒋介石坚持统一军令、政令，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拒绝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主张，双方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统一。

——摘编自崇文书局《重庆谈判》

材料二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经约两周的谈判，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主要内容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中共也同意在战犯问题上，可以在和平条约中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南京政府在新政协开会，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可以继续存在。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摘编自王奔宇《张治中与北平和谈》

材料一   张謇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他在回顾办学历程时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纺纱需棉，须产棉地，乃创立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立农业学校，此校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需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仅有”。他还说：“农学校之学生，不能为农夫之所为，是可谓学生，而不能谓农学生”。

——摘编自程绍珍《张謇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职业教育在人民期盼中、社会诉求中发展而来。需要宣传反封建的文艺人员，就设立高尔基戏剧学校；需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就设立红军卫生学校；需要持筹握算的会计人员，就设立财经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工会承担、合资入股、个人捐助等方式。党与人民同甘共苦，想方设法为教学创造条件。红军大学就地取材，自来水是从高处用竹筒把水引过来，住房是利用大树的树杈建造；医学学校门板当黑板，沙盘和木笔作为纸和笔，学校还借用民间桌凳做课桌，学生使用的教材均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编写油印。

——摘编自孟京奥、雷前虎《中国共产党发展职业教育的苏区探索》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高等职业教育建设迈上法制化轨道。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从2000—2018年，高职学校数从442所增加至1418所；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数从100．9万人增长到1133．7万人；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从8．7万人激增到49．8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摘编自宋乃庆、郑智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析》

材料一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材料三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并将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部分出来，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主要集中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充分利用国际信贷制度，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1991年4月，基于卫星通信网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开始试运行，这为人民银行更好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谢川波主编《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一   七门堰是位于安徽舒城县境内杭埠河（古称龙舒水、巴洋河）中段的引水灌溉工程，由汉高祖刘邦伯兄之子、羹颉侯刘信创建，距今约2223年。《舆地纪胜》记载，刘信视“舒城水源出于西山之峻岭，势若建瓴”，乃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片责，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千余顷。”又于七门岭之东修筑乌羊、片曹片责两堰，“灌田两千余顷”，史称“七门三堰”。

明宣德年间，知县刘显定七门堰引水例，“上五荡用忙水，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七月底接堰水灌田。下十荡用闲水，每年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引堰水灌塘、陂、沟，蓄水灌田。”此制度一直沿用至民国。“使强者不得过取，弱者不致失望”，该制度开创性地实行忙闲轮灌制，完美契合七门堰灌溉体系。

清光绪《续修舒城县志》记载：“沙湾之地，厥宜泄水”，古人已早早认识到弯道环流效应。七门三堰，取水口均设置在河流凹岸，成功实现水沙分流，实现了弯道环流理论的运用。又记载：“山冈之地，最宜蓄水，因高就下，可塘可堰，渟潴灌溉，利饶耕作”。在灌溉系统建设中，古人充分利用湿地形态，“串荡成渠，连塘为蓄”。串连十五荡，形成输水干渠，疏浚塘，荡、沟、渠，串联互通。

——摘编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报道

材料二   作为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的淠史杭工程始建于1958年，历时14年骨干工程基本建成通水。汧史杭灌区发源于安徽省六安市，润泽江淮，是新中国治淮工程衍生的重要成果，联通淠河、史河、杭埠河三大水系，灌溉供水范围涉及安徽、河南两省4市17个县（区），灌区国土面积1．4万平方公里，设计灌溉面积1098万亩。

65年来，汧史杭工程取得了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未来，六安将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推动六安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去”。

——《人民日报——洪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2023年08月18日16版）

材料一   宋代官印一曰“宝”，专称君主玺印，用玉或金；二曰“印”，是各官署、官员用印，三省、枢密院用银，六部以下用铜；三曰“记”或“朱记己”，用铜，尺寸略小于“印”，地方职司、诸军将校等使用。“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发送给其他机构的“行移文字”“若官文书脱误者，咨长官改正，其事理要切处皆用印”；中央重要部门的日常文书会专门委派官吏负责“对读印押”“点对印押”。

——摘编自邓小南《宋史研究诸层面》

材料二   “洪武十五年（1382年），始置文书半印勘合。”其制：“以簿册空纸之半，而编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半纸册付天下布政使、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所司以册合其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凡诸司印信，铸印局专管铸造，如有刑削，则换给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该局，辨其真伪。”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在军队和边远地区有行移勘合、军事勘合、调军勘合、出关勘合、宗藩勘合、通贡勘合、外国勘合等等。

——摘编自黄才庚《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

2023年3月16日第一财经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预算，当前我国低龄老人（60-69岁）总量保守估计已经达到了1.5亿，从2022年开始，我国就进入到退休高峰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因素是如何在改革中被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呢？我讲三个故事，作为改革开放三个历史瞬间的代表。第一个是小岗村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一旦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的时候，体制条件便逐步与之适应。先是转移到更广义的农业即林牧副渔产业上，继而转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中，再进一步依次转移到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及其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肯定了经济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此，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吸纳了大规模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种重新配置在微观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在宏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我们就真正地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利余劳动力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中，通过贸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直至2010年之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如果查阅世界银行的各国数据会发现，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找不出任何国家在任何其他时期有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由于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与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在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家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