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从泾阳迁都栎阳后，在与魏国的一系列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完成了迁都栎阳以稳定秦国的任务。但是若再扩大对东方的战争，须东出函谷以争天下，“南临渭水，北倚九峻，左挟崤函，右控陇蜀”的咸阳成为都城的理想场所。且无论是栎阳还是秦宗庙所在的雍都都是宗族奴隶主集团盘踞之地，不便于新法的迅速推行，因此“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成为大良造商鞅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公元前350年秦正式定都咸阳，商鞅第二次变法随之展开。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次年“诸侯毕贺”。咸阳不但成为当时秦国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都市。
——摘编自王果然《秦迁都与强盛之关系研究》
(1)据材料，概括商鞅推动秦国迁都咸阳的主观动机。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迁都咸阳的有利条件。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营建都城咸阳的深远影响。
材料一 先秦战国时期在我国思想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产生了儒、墨、道、名、阴阳等诸子百家，各家思想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甚至相互攻击，……而以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为核心，中国文化着重强调不同文化之间互补的一面，主张不同的文化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促进。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现有密切的关系。”
——摘编自胡国威《论孔子“和而不同”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两个关键因素使得唐帝国能够保持活力；折中主义（它吸收所有在之前几个世纪历史上出现的文化流派）和世界主义（对外国人及他们多种多样生活方式的包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在整个唐帝国，尤其是在城市，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对于其文化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摘自卜正民《哈佛中国史·唐朝》
材料三 长期以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界讨论，以下两位学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观点一：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由我们——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城市——健康地、完整地、真实地传给子孙后代，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有的，它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所以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摘编自单霁翔“新视野下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论坛讲话
观点二：昆曲等被列入名录，意味着所要保护的遗产已经上升到跨文化交流的高度。昆曲是传统戏曲的最高范型，是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完美的形式，……昆曲也被京剧全面借鉴，故有“京昆不分，昆乱不挡”之说，传统文人并不把昆曲单纯当做表演技巧，……其根本精神是要我们懂得为人之道，通过欣赏刚柔、动静、虚实之美，培养一种高尚的审美情趣，来热爱生活，完善自我。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7.13）
(1)阅读材料一，概括“和而不同”文化观对中国先秦文化的影响。结合所学指出，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内涵。
(2)阅读材料二，概括唐帝国文化的新特点。结合所学，概述唐太宗时期“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在整个唐帝国，尤其是在城市，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的表现，并用一句话概括这对“其文化的作用
(3)阅读材料三，选择论述：①依据《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公约标志的解读，概括指出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则。依据观点一，指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②依据观点二，概括指出昆曲的文化价值。结合所学，指出昆曲保护中的“怪现象”及其出路。
材料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朝监察官回避制度。
材料 宋代农业和民营手工业经济的增加，推动了商业资本的较快发展，不少富商大贾拥有巨额货币资本。宋人把当时的商业资本所有者的经营活动称之为“营运”，又叫“居物逐利”。其经营主体已扩展到官吏、士人、僧尼、个体手工业者和城镇市民等。通过长短途贩运、行商坐贾联营、批发零售结合以及包买包卖等类型进行营运。商业资本对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张熙惟《宋代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商业资本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资本的基本特点及积极影响。
材料一 在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言论中，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多有出现。早期维新派思想家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所定特权条款的具体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是首当其冲的要求。此外，修改协定税则是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一致要求。对于内河航行权，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也要求利用条约期满或是修约之期，予以收回。“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以使“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对于海关行政权，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主张先采取某种变通办法，削弱外籍税务司的权力，“总税务司之任，添派一清正之大臣，显予褒封，阴收其柄”。各地海关税务司也以同样的方式，暗中达到这一目的。
材料二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宣传反清革命的过程中，曾涉及对帝国主义侵略与不平等条约危害的揭露，主张废除或限制不平等条约赋予列强的种种特权。阐明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诸多特权，与清王朝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以维持其统治地位也紧密相连。革命党人认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必须首先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朱英著《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早期维新派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早期维新派相比，革命党人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的主要不同，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 清廷处理台湾问题，经历了从招抚到征剿的过程。从康熙元年（1662）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的22年里，清廷与盘踞台湾的郑经集团先后进行了长达10余次的和密谈。郑经曾声称台湾“远在海外，非属（中国）版图之中”，要求清政府“请如琉球、朝鲜例，列台湾为藩属”。康熙帝严厉驳斥，说“郑氏乃中国之人”“台湾人民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1674年，郑经乘“三藩之乱”，进犯厦门、泉州等地，占据东南七府，派丁摊款，劫掠百姓。1679年，康熙帝下令复设福建水师，建造战舰，招募新兵，勘测航道，进行海战训练。1681年初，郑经病逝，郑氏集团“彼此稽疑，各不相下，众皆离心”，岛内百姓“怨声载道”且“人人思危”。同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大封陆得到统一。1683年，康熙帝决定对台湾用兵，命令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攻占澎湖。经澎湖一役，郑氏集团“精锐全覆”、“皆震慑无措”。七月，郑经之子郑克塽向清军递降表。第二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
——摘编自卢建－《康熙对台政策剖析》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康熙帝武力收复台湾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康熙帝收复台湾的历史意义。
材料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因敬仰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治学宗旨，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认为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术风气的作用，但他把“当世之务”和“六经之旨”联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治学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顾炎武治学思想的进步性。
8 . 材料 1946年夏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确定了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能够制造包括像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在内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的工业体系。由此，发展原子弹、导弹成为国策。
核试验成功后，叶剑英强调：“我们手里有了核武器，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用来打破敌人的核垄断、核讹诈，用来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来说，我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有多少原子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
——摘编自张静《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态度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领导人不同时期核武器战略思想相同点。
材料 商鞅变法之前。秦人尚武，私斗成风。商鞅在变法中引导人们杀敌立功、追名逐利，乃致达到“闻战而相贺”的地步，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在秦人价值观中，伦理意识差，亲情和宗法观念淡薄，讲求功利的氛围浓烈。商鞅据此宣扬“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的理论，而道德.知识则是有害无益的，指出要发展国家的实力，就要顺应民众“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的本性，以重刑厚赏的严密措施，把人民的力量集中到“农战”方面来。商鞅极力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强制秦人把大家族变为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新法实行后，“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普遍确立。
——摘编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变法顺应和整合秦国文化传统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商鞅变法对秦国风俗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嘉种”的概念，《诗经》记载了选用良种的好处和一些已经育盛的优良品种，这一时期选种和育种的目标是产量、品质和熟期等。《管子》所记载的18种土壤中，每种土壤都有两种适于栽培的作物品种。汉代在选种上已经普遍采用田间穗选的方法，选择标准是植株高大或穗大强者，种子贮藏时注意干燥防虫。《齐民要术》所提出的选种标准还增加了品种的特性和遗传素质及适应性能，并对良种的繁育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明代耿萌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清代杨双山的“择种法”在理论和技术上相较前人有了更大的进步。
——摘编自郭文韬《中国古代的选种有种和良种繁育》
材料二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神速。5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确立了水稻性状研究杂种优势的基本思路，并对实验范式达成了共识，为水稻杂交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四年时间通过对超过14000株水稻的观察比对，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并首冰提出了水稻三系杂交法的科学概念。此后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展开大协作，1976年中国开始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与其它国家互通有无，攻克了诸多难关。袁隆平敏锐地发现，传统三系法由于不育系的稳定性，导致产生优秀组合的概率偏低，经过多年研究，更为优越的两系法育种诞生。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超级稻有育种计划将常规选育、三系、两系选育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选种育种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杂交水稻选育技术发展进步的原因，并简述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