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材料一   在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民生建设上，精心撰写了《实业计划》，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他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十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铁路和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修建全国公路网，整修运河和内河航道，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加快钢铁、石油、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农业实现机械化，广泛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加工制造业。

——摘编自彭南生《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材料二   1978年至2017年，我国GDP从1495亿美元增加到1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5%；我国经济总量从占全球1.8%提高到占15.3%，稳居世界第二位。现在已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9.8%。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2.7%和32.7%。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1.6%，比1978年提高27个百分点。1978年至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1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9万亿美元；2013—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928.6亿美元，超过前30多年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17年底达到3.14万亿美元。

——摘编自林兆木《改革开放40年成就巨大》

材料   于志宁（588—665年），字仲谧。隋炀帝大业末年，于志宁为冠氏县长。当时山东农民起义爆发，时局混乱不安，他遂弃官归里。后唐高祖李渊入关，了解到于志宁很有才气，授给他银青光禄大夫的职务。李世民封秦王、任天策上将时，他被任命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因此常常随从李世民一同征伐。于志宁慧眼识才，曾在俘虏中辨别出褚亮这一英才，并极力举荐。贞观年间，历任中书侍郎、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等职。当时太子承乾日益奢侈放纵，于志宁为此撰写《谏苑》二十卷，进行劝谏。……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再次任命于志宁为太子左庶子。李治即位后，于志宁被任命为光禄大夫，晋封燕国公，并监修国史。他雅爱宾客，曾与司空李勣修订《本草》并绘制图形。665年，于志宁病逝，被追赠幽州都督。《新唐书》中指出：“于志宁速太子承乾，几遭喊杀，然未芸惧，知太宗之明，虽匕首椹胸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虽死无益也。”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援；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

——引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二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领导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政党。……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事关大一统的制度考虑。中国的大一统社会一直存在着基层社会自发的封建化倾向，当这种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瓦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顽疾，就必须要废除其经济基础——土地私有制。最后，中国在1949年建国时国家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常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尽快建立起国防工业，因此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

——改编自寒竹《民族复兴百年进程的历史逻辑》

材料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这一制度变革使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84年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城市体制增量改革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1992年至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协调改革时期。……渐进式改革道路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产物，其中增量改革、试点推广、改革和开放互相推进都具有开拓性。

——摘编自张平、楠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材料一   清初，清廷在沿海建立了7支水师，在江南、福建、广东设立了水师提督，在旅顺口、大沽口、吴淞口、厦门、台湾等海防要地设水师营等。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1681年统治台湾的郑经病故后，郑氏集团发生内乱，荷兰殖民者企图卷土重来，康熙帝令水师提督施琅统领舰队进军台湾，取得了澎湖决战的胜利。此后不久，郑克塽降清，台湾复归统一。此外，清朝的东北水师于1658年的库尔干河战役和1685年的雅克萨战役中，都曾大败沙俄侵略军；广东水师于1808年在澳门击退英国殖民者军舰的进犯。

——摘编自张铁牛《中国古代海军史》

材料二   1865年，清政府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次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打算通过发展造船工业，创建近代海军。1867年，前江苏布政使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北洋、中洋、南洋”三支轮船水师，无事出洋校巡，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联合作战。中法战争后，清廷再次讨论海军发展事宜，决心“大治水师”，并调整其发展计划，拟先由北洋练成一军……在北洋海军优先发展成军的同时，南洋海军、广东海军和福建海军也有所发展或恢复。南洋海军虽然创设较早，但因清廷专注北洋而发展缓慢，军舰以国产为多，军官素质和军事训练较差……甲午海战重创了中国海军建设，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武职官衔均被裁撤。

——摘编自张一文《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与周边国际形势》

材料三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战略任务。特别是1953年2月，毛泽东先后为接受检阅、视察的5艘海军舰艇郑重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邓小平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明确指出：人民海军必须“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精干”“顶用”。江泽民在视察海军部队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保卫国家海洋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分别写进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

——摘编自刘杰等《新中国60年人民海军发展战略的演进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