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距今约1.2万年；在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距今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今9000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

——摘编自袁广阔《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材料二   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据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材料三   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据杨维军《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

材料一   大榭岛遗址的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发现了双排并连的盐灶，手制厚胎粗糙的煮盐陶盆，用于支撑陶盆的烧土柱等。先秦文献《世本》记载：“夙沙氏始煮海为盐”,而宁波大榭岛发现的史前制盐遗存就是煮盐的，鲁北沿海也有史前存在煮盐遗址的线索。到商周时期，从鲁北沿海的考古发现看，煮盐规模显著扩大，煮盐工艺流程也更加进步，尤其出现了有意用草木灰铺就的摊场，来泼洒卤水并刮取生成的盐土，以及周壁抹泥防渗的淋卤坑，来过滤盐土获得符合煎煮要求的高浓度卤水，这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我国古代传统的煮盐工艺“淋煎法”。

——摘编自王青、曹洋《我国海盐考古二十年回顾》

材料二   把古沉船“华光礁1号”上的器物，与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出土和出水的瓷器进行对比，发现它们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由此可以推断这是一艘从中国港口装货，经过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将商品运送至东南亚国家的远洋商船。

“华光礁I号”的船载货物类别，是宋代海外贸易商品的一个缩影，其中尤以外销陶瓷器最为突出。因“华光礁1号”是一艘南宋早期沉船，各窑口的工匠按自己的理解生产瓷器。到了“南澳1号”沉船所处的明代中晚期，大量带有异域风情的瓷器出现，海外贸易实现了从过去的纯输出到“订制”输出的转变。

——摘编自符宇群：《贾宾：“海丝”古沉船如何诉说中外交流往事》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材料一   1755年卢梭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完成《政治经济学》，由于同狄德罗在宗教等观点上的不同，1758年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决裂。1761年发表《新哀洛绮丝》，这部小说猛烈地冲击封建专制制度，给卢梭带来了巨大声誉。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相继出版，更激起了新旧教会的极大愤怒和政府当局的谴责，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的公民身份，晚年在法国去世。

——摘编自齐世荣《人类文明的演进》

材料二   卢梭无疑是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政治家思想家之一。20世纪初，以“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和“契约论思想家”这样两种形象为线索，出现了“自由与公民”、“公意”等大量专题文章：既有晚清时期严复与章士钊的笔战，也有民国以来张奚若、张翰书、朱坚章这样一些著名政治学家对卢梭的精微阐释，更有王元化、朱学勤、崔之元等当代著名学者的交锋与反思，以及学界青年才俊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完整地再现了卢校这位伟大的启蒙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勾勒了中国卢梭研究的基本轨迹。

——摘编自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

材料一   13-14世纪是英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农民逐渐拥有了自由劳动的权利。随后，获得个人自由劳动力的农民要求获得领主自营地的承租权。对个人劳动力的“所有”以及货币契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变为自由民的个人财产，小块土地所有制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这一崭新的土地经营方式首次在英国出现，传统农业变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7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以一系列技术革新与革命而著称，其实它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所有权发展的革命。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二   我国地区辽阔，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一般是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分散，生产周期较长，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农业生产的管理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摘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