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习近平202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1912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摘编自[美]费正清《评中国和日本近代化》
材料三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而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很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2)概括材料二、三中费正清、蒋廷黻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初年共和政体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到16世纪60年代，经历了嘉靖年间倭寇骚扰沿海的大动乱时代之后，朝廷终于认识到，大海是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福建禁止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的。如许孚远说：“看得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由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当事者尝为厉禁。然急之而盗兴，盗兴而倭入，嘉靖之季，其祸蔓延，攻略诸省，荼毒生灵。”因此一些官员提出废除过时的海禁令，允许通商，以求化寇为民。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这次开海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称“隆庆开放”。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显著。
——摘编自冯之余《明代“隆庆开放”与海上贸易发展》
材料二 1843年制定的税则规定中国进口税实行低税率，西方商品进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税务司更是掌握在打开中国大门的外国人手中，这极大地便利了外国商品的输入。西方人评论说：鸦片战争后，“没有任何事物防阻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开舱时，卸下一船棉花；或是设若该外国人无所忌惮的话，卸下一船鸦片，或是……将这批货载到西藏的边境，或经由运河到天津和北京，或总而言之到任何地方，同时沿途兜售”。
——摘编自荣宏庆、李玮《从历史考证五口通商对我国沿海经济的影响》
材料三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百年大事记（1921—2021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隆庆年间对外贸易的新变化及“隆庆开放”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背景、性质和影响三个方面说明五口通商与经济特区的不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承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致使国家陷于困境。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人们对钱的看法改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的义利观并简析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
——摘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材料二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1927年10月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黄允升、唐宝林等《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材料三 1934年10月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摘自《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
(1)材料一涉及的会议是？其重大意义是什么？有何不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探索出的革命道路名称，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意义。
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尊严。
——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先秦时期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的原因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型国家一的内涵，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民众认同新型国家的原因。
材料一 在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国家初创，百废待兴。经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两个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面，商讨双方有关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字……《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一名美国参议员说：“这个同盟严重打击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中俄都是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力的新兴大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政治上相互信任包容，为其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国事访问期间指出，各国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认为中俄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方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开启了中俄发展战略与具体项目、法律政策与行业标准相互对接之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构建新型区域和全球安全架构，提出了中国方案、俄罗斯方案和中俄共同的方案。
——摘编自中国报道《中俄伙伴关系：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加强与苏联关系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汉代时，除长安有通往各地的大道外，蜀地也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而至敦煌，有为行人提供食、宿、购、娱服务的商店、酒馆、驿站。太守的官署、大将军率领的军队、巍然雄峙的堡垒，可确保商旅安全。西北的道路，过敦煌则道分南北，一条出玉门关越葱岭，过大苑至康居、奄蔡等国；另一条出阳关过莎车，逾葱岭，出大月氏，西通犁軒（罗马帝国）、身毒（印度）。
——摘编自陆文熙、陆铭宇《古代中国政府的交通建设与管理》
材料二 众所周知，轮船在海上航行风险极大，稍有差错便可能船毁人亡。而保险业更是新生事物，中国闻所未闻。因中国没有本国保险公司，只能依靠外国公司进行投保，外国洋行便借此对中国百般敲诈，条件极为苛刻，保费奇贵。唐廷枢入主上海轮船招商局后，本着独立自主的态度，自筹资金，自办保险，他还向李鸿章建议设保险局：“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别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于是1875年招商局设立了济和保险公司，1876年又设立了仁和保险公司。
——摘编自于丁坤《论唐廷枢与晚清航运业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交通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特征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招商局创办保险公司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其创办的意义。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以武力夺来的广袤土地上普遍建立郡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然而，郡县制对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异姓的地方官吏多数是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他们往往在王朝危难之时为自己着想，不全力去拱卫统治者濒危的社稷。“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西汉各侯国的权力较大，但经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努力，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
——摘编自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摘编自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材料三 元朝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出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王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力过重的弊端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到汉初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并分别说明两个时期实行不同制度的原因，简析秦朝确立的地方行政制度有何意义。
(2)根据材料三，概括元代行省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度形成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馒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
(1)依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对于外来文化兼容并收的史实，并分析这种文化包容状态形成的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唐朝中期扬州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党史三对
| 甲申对 | 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的阐释明朝和大顺政权灭亡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毛泽东看后表示赞赏，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
| 窑洞对 | 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 赶考对 |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摘编自《遍数风流还看今朝（百年大党面对面12）》
材料二 百年党史，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是命根子。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党的建设这个命根子。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摘编自石仲泉《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据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8年1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窑洞对”的背景，并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窑洞对”的实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党史三对”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年大党重温“党史三对”的原因及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