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对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倡导培养新型国民，他们将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新型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种新式教育是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也是以人为本的。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

——摘编自郝莫云《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材料一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努力学习苏联经验，“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会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概括。

——摘编自秦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析》等

材料二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建设一个“小康之家”。我国的现代化是在“人口多、底子薄”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即我国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经济基础薄弱、人口数量庞大、面临着巨大困难和挑战的现代化，因此在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实事求是、遵守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遵守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着重于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还着重于将现代化建设落实于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摘编自刘江岩、刘德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探究》

材料三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方面协调发展”。

——摘编自王正坤《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和经验启示》

材料一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便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问题。1923年，中共三大最终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1924年，以邹鲁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对此，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坚决予以驳斥和回击。在黄埔军校里，周恩来、叶剑英曾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萧楚女等人先后在军校任教，他们不断宣传革命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军事素质强、政治觉悟高的学员。国民革命中，工农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4月，仅武汉地区的工人罢工斗争就达三百多次，数十万人参加。上海工人连续发动三次武装起义，并最终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1926年11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掀起农运浪潮。

——摘编自赵建栩《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大革命中的作用》

材料二 还在1927年7月初，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还没有对共产党人下逐客令的时候，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已清楚看到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前景了，大家基本上一致认为破裂后的形势对共产党人不利。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明确认为只有“上山”一途，即依傍山地避开国民党各路大军的围攻，伺机发展壮大。然而.随着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共产国际指派不满30岁的格鲁吉亚人罗明纳兹前来担任新的国际代表，苏共中央出钱欢迎宋庆龄、邓演达等前往莫斯科商谈另立革命的国民党问题，武汉政府麾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声言：“第二方面军无论如何决不反对共产党，不与共产党分家。”共产党人对形势的估计又明显地变得乐观起来了。

——摘编自杨奎松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

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材料一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与齐、晋争霸，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运河。后来，在平定了江南的陈朝后，隋炀帝重新疏浚邗沟，作为大运河的一部分，使政府得以有效地控制江南。隋、唐政权还大力兴修关中黄河（渭河）支流通向长安的运河，如广通渠等；北宋政权围绕首都开封呈放射状修凿运河；元朝通过开凿山东会通河段和北京通惠河段，将大运河东西走向的河段裁弯取直。

材料二   1842年6月，英国军舰进攻吴淞口炮台，攻陷后溯长江而上，长驱直入，很快占领镇江。英军沿长江一线，拦截漕船，掠夺商船，完全控制了扬州与镇江之间的长江航线，大运河漕运被迫中断，京师粮食供应紧张。不久，清政府被迫求和，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期间，由于大运河的中断，从广东等南方军工基地往天津运输军火遭遇极大困难，战机因此被贻误，洋务新政的部分成果难以被用于支援前线军队。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吕娟《中国大运河河道变迁基本脉络及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