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材料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让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教育制度，劳动教育与民族存亡的关系逐渐被发掘认识。1906年，学部正式将“尚公、尚武、尚实”作为教育宗旨，“尚实"就包含了劳动教育的雏形。后来黄炎培开创的职业教育、晏阳初践行的平民教育等均为我国劳动教育地位的提升作出了贡献。由于社会性质的局限，民国时期劳动教育逐渐演变为劳工教育，出现社会团体、教育机构、企业、工会等共同参与劳工教育的情况，如荣氏企业以“学校工厂化是精神原则之所在”为理念实施劳工教育，劳工“进厂先教识字，落工习副业，非实习不能派事”。
——摘编自李忠《近代中国劳工教育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急需培养国家建设新人和劳动者，劳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据统计，以“劳动教育”为篇名的期刊论文最早发表于1953年，之后的两年间就达到177篇。当时的劳动教育既承担着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同时还是改造政治思想的手段，这就决定了接受劳动教育的不仅仅是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还包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各工厂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等。当然还包括数量庞大的大中小学生，因此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校都积极探索适应新社会的劳动教育课程和形态。
——摘编自张鹏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劳动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初期劳动教育不同于近代劳动教育之处。
材料 1979 年， 党中央决定对“长期低产缺粮，群众生活贫困”的西北、西南一些地区以及其他革命老根据地、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进行“重点扶持”。 1982年底，国家经济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等9个部门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工作的通知》，要求农业、财政、教育、民政等各有关部门都要以扶贫为己任，协同做好农村扶贫工作。1983年11月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无偿和有偿两种办法，1986年完善为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有偿、无偿相结合， 以有偿为主的原则。1986 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再次提出“国务院和有关省、自治区都要建立贫困地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的建议和要求， 同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摘编自王爱云《1978—1985年的农村扶贫开发》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扶贫工作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 泉州市处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的北岸，有“三湾十二支港”之称。古代泉州港经过历代对内河航道的大规模整治，到宋元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畅通的交通网，拥有了极广阔的经济腹地。泉州自古以来就广泛种植水稻、甘蔗、茶叶、桑麻、水果等亚热带作物，这就为泉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成为支撑泉州乃至福建经济的重要产业。在海外市场需求扩大的刺激下，泉州的制瓷业呈现出专门供应外销的特点。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窑工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如大量使用当时先进的“支圈覆烧法”等，以适应外销要求。受海外贸易浪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更新，“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劳作模式在海外贸易的厚利诱惑下不得不改弦更张。繁华的泉州港吸引大量外国人来这里经商、定居，当时世界的几大宗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基督教相继传入。
——摘编自刘新慧《海外贸易与宋元泉州社会》
材料二 从元朝末年到明清时期，泉州港由盛转衰。明清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海上贸易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宋元时期的合法海上贸易活动变为非法，闽南地区的走私和海盗活动一度十分猖獗。1567年“隆庆开海”，闽南地区的贸易中心转向曾经边缘化的漳州，清代之后转向厦门。泉州港辉煌的时代就此结束，而继之而起的漳州和厦门至今也未能达到泉州曾到达到过的高度。
——摘编自朱嘉仑《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兴起与衰落》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元时期泉州港崛起的条件，并结合所学分析泉州海外贸易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末年到明清时期泉州港衰落的原因，并谈谈你从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将其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志在治沙的林业人进驻地处高寒、极端少雨、沙化严重的塞罕坝，经过近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摘编自《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1)根据材料，概括劳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的深刻涵义。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们对月亮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