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下为“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与其儿子们的往来书信节选

①1931年11月29日，长子刘念仁在信中说：“父亲，我还有句话得向你陈说，就是我总觉得你现在经手的事业太多，如煤球、水泥、搪瓷、火柴等等，在美国的资本家，你看看他们赚的钱很多，可是他们大都专于一门而精于一门。”

②1932年1月28日，刘念仁致信父亲说：“自从我到了美国后，似乎我对于国家的观念格外的Sensitive（敏感）了。从这两天这里报纸上的报告，知道我的家乡已陷到最危急的境界。我总感得尔从前对我所说的‘blood is always thicker than water（血溶于水）’——这句话的真确了。父亲！请允许我这狭义的爱国心；可是一个人没有国家做后盾是多么的丧耻可怜的人啊！”

③刘鸿生在1933年4月28日的回信中说：“你信末劝我抵制日货，我对此事已实行好久了。有许多小厂专用日本原料，成本轻得许多，我们为爱国的缘故，也只好忍痛去熬。”

④1935年8月22日，五子刘念孝从美国写信给父亲，表达了对国内时局的忧虑：“我们的外交，简直颓唐胆怯不堪。满洲不抵抗的主义，完全宣布我们中国上下良心不良，不能在正理无畏精神方面奋斗。”

——摘编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记账房档案》

材料二   凭借在中国取得的特权，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并形成独占地位，给处于危殆境地的中国民族资本以摧毁性的打击。这种情况不仅引起工业界的极为不满，也引起商业界的深深担忧。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上海职员运动委员会组织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运动以百货职工为核心，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成立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特务进行破坏、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九”事件。2月11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各业工会、大学学生、教育界与不少社会团体也纷纷成立二九后援会，揭露事实真相，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摘编自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等

材料   作为抗日战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新华日报》关于日本投降的报道篇目多、关注点全、立场鲜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将发动战争的动机归为“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新华日报》从中读出日本军国主义“徐图再起”的阴谋，遂在8月23日的社论《再论处置日本》中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对人民的一再“欺骗”和“压迫”。日本投降过程中，《新华日报》在不同主题的社论中，总不忘提醒民众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假反攻之名，行内战之实”，要一以贯之坚持和延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和平民主建国贡献力量。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座城市投下原子弹，大大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当时的国内外舆论，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新华日报》独排众议，发表时评《从原子弹所想起的》，文章写道：“本来应该是为人类生活的幸福而服务的科学，应用在如此猛烈的破坏和杀伤性的武器，我们相信全人类——特别是全世界献身科学的学者们，一定会有很深刻的感慨的。”

——摘编自金亦炜《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关于日本投降报道的研究》

材料     1938年

四月二十日 (5月19日)

晚间传述，今日午前红、 日两军在黄楼沟口外开战，红军用枪击毙日兵三名。众闻日军受伤，莫不喜欢，可见众恨日军之甚矣。

四月二十七日 (5月26日)

近日红、日两军不闻有开战之处，惟闻各村雇人送饷需于红军，入风峪中，每日不断。

七月初一日 (7月27日)

太原县公署(日军扶植的伪政权) 知事武克恭所用之属员，君子少而小人多，由是横征厚敛。警务局长张继德，往往没收村民财物，惹怒红军，乃于上月下峪、风峪中之红军将警务局长张继德在古寨村捆绑上山……县公署及在县常驻日军亦无法挽救。

1939年

二月二十七日 (4月16日)

传言：昨日清源高白镇之红军邀截日军之运输汽车两辆，捆去日军三名……

三月二十七日 (5月16日)

“攻剿”红军之县政府日军，集合清原县城、晋祠镇堡、太原县城之处之日军五六百名，昨晚上山……不见一个红军……日军大肆搜寻，毫无踪影，惟将杜里坪、杏坪两村之房舍，并所存之粮全行烧毁，其牛、驴、马匹收牵而去，猪、羊、鸡用刀杀毙。所有衣物等件均被日军劫掠。……

——据刘大鹏遗著   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整理

(注：日记中红军即八路军。括号中日期为日记标注者所加阳历日期。)

材料一   《群众》周刊创刊于1937年12月，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理论刊物。以下为其刊载的时评、社论和文章（部分）

材料二   1938年武汉地区《群众》周刊读者身份统计

——据张红春《〈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等

材料一   1895年清朝近代企业结构示意图

——根据刘克祥、吴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制

材料二   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工机关就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写了一份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这些存款主要存于上海的花旗银行、荷兰银行、大通银行、启丰银行、友邦银行、运通银行、麦加利银行等。

——根据《中国四大家族》编制

民族记忆·抗战精神

材料一

（1937年4月，红军指战员钟士灯致父母家书）

原文摘录：我在外，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着自己的未（来）做事……现在说起到达北方，使用（实行）国共合作、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了）许多抗日友军，国家已经和平。

材料二   在抗日战争进程中，中国人民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不同地区共同传承着中华民族留下的集体记忆。

历史地看，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承续近代以来民主革命家诗词创作之风，但却与后者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盖在其创作主体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对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崭新认识。

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的实践结集，涵盖了：毛泽东、叶剑英、朱德、任锐、陈毅、李木庵、吴玉章、吕振羽、林伯渠、张曙时、徐特立、陶铸、钱来苏、谢觉哉、续范亭、董必武、魏传统等很大一批早期革命家；从内容看，可分为：“胜迹观赏”类、“陕北风习”和“边区政教”类、革命抒怀类。从审美形态说，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具有独特英雄格调及理想品格，既表现在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浪漫想象，又表现在他们诗作所传达出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

如果把延安革命家的诗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些诗作完整地呈现了一代革命英雄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史诗品格相当明显。延安革命家诗词保家卫国、解放人民、反对独裁、建立人民民主社会的题材选择，使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既具有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具备了现代史诗文学形式。

——摘编自程国君 李继凯《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及诗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