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环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的良渚文化，影响波及淮河流域地区、华南地区。良渚文化的代表包括有着高水平的制玉工艺、精美的磨光黑皮陶、通体磨光石器、精致漆木器。良渚文化遗址中虽并未发现黍、粟等旱作农业品种遗存，但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米（谷）、颖壳和小穗等不同的稻谷存在形态，其中以炭化米数量为多。稻米是良渚社会居民的食物主要来源。良渚文化中的墓葬，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马桥文化中见到的那些小墓，其中有的无随葬品，有的仅随葬一些日常用品；另一类，如张陵山墓葬，往往不与“小墓”为伍，而葬于人工堆筑土台上，常使用棺、椁，以玉钺、琮、璧这类重器随葬。良渚社会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已经具备文明社会特征。

——摘编自郑云飞《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与稻作农业》等

材料二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陆续发现了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文化大墓，琮、壁等玉礼器以及墓葬等级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达程度。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2015年确认水利系统，这些都将良渚文化推到了国家文明的高度，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为世界遗产。如果没有对良渚8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如此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通过再现良诸文明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对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乃至后世中华文明，均产生了礼制、艺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这一过程同时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国百年考古——被低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材料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的文明之一……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前后栽培的粟和黍。此外，浙江上山、湖南玉蜂岩也出土了距今10000年左右栽培的稻。这表明当时农业生产力提高，人们过着定居生活。距今约5300年前的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了祭坛、积石壕、神庙、玉器等：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良绪遗址和陶寺遗址都发现了大型都邑、宫殿和权贵阶层的大墓，这表明当时社会分层和分化加剧。约4000年前，二里头遗址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等区域由于洪涝和地下水位的上升等环境变化，农业遭受严重打击，文化和社会转向衰落，本区域的文明进程出现挫折，转而纳入以中原地区王朝为中心的文明一体化进程。约3000年前，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加强了对王微地区之外广大区域的控制，中原王朝统治得以巩固。

——摘编自王巍《中华文明奠基》

材料一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区的范围大概是14余平方公里，根据遗迹功能和类型，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城址”，包括中心的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古水系第二类是“外围水利系统”，包括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第三类是分等级墓地，包括最高等级“反山”“瑶山”两处墓地、代表第二等级的“姜家山”墓地、代表第三等级的“文家山”墓地和位于外郭代表最低等级的“卞家山”墓地。

大约距今5300年前后，掌握识玉、用玉技术的古代先民开始大量迁徙到良渚，最早出现了“瑶山”墓地这样的最高等级的祭坛墓地。这个相对独立（人工营造的台地，不仅是良渚人进行特殊仪式活动的祭坛，而且作为最高等级人群的墓地使用。在祭坛上一共发现了12座大型墓葬。墓葬中陪葬的玉器显示出复杂又严格的用玉制度。在庞大的莫角山东坡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炭化稻米。

——秦岭《良渚的故事》，《光明日报》2019年7月7日

材料二   良渚的第一代考古人施昕更（1911—1939），1936年冬季发现了良渚遗址，并先后三次主持发掘工作。1938年，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山区参加抗战游击，一边克服困难继续考古整理工作，五万余字、百余张图片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得以在战火纷乱的上海正式出版堪称传奇。施昕更在《良渚》的卷首语写道：“这本报告，是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虽然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更感慨万千！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山河，为敌骑践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所以翻到这书的每一页，像瞻仰其遗容一样地含着悲怆的心情……然而，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在这艰巨伟大的时刻，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其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据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