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传说和中华文明探源截止到上世纪90年代末，各地发现的具有多种文明因素的史前城址的总数已达到50座左右，它们大都集中在公元前二三千年的一段时间，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对于这众多古城，不少学者意识到它们与传说中“五帝”时代林立的邦国（或方国）是相吻合的，它们应该就是这众多邦国（或方国）的都邑。从这个认识出发，学者又或赋予龙山时期这些邦国（或方国）以“都邑国家”或“城邦国家”的称呼，并认为其时社会已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

材料一   古本《竹书纪年》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发现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其中明确记述了“昔尧德衰，【舜】复偃塞丹朱（尧之子），使不与父相见也”，对尧舜禅让仁德、取民心赢天下只字未提，只谈到舜使用暴力篡夺君位。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州的《郭店楚简》，成书年代为战国中期。其中称道尧舜禅让，“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己】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材料二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史记·五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