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商鞅变法前，秦人的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德”“仁”“义”一类字眼，而大多是“吉凶”“祸福”“利害”等概念。商鞅反对以“礼义”治国，而以“霸道”说孝公，提出强化君主集权.厉行法治、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等功利主义理论。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改革，时间长达18年。他利用秦人宗法观念淡漠的传统，对反对变法的太子势力进行严厉镇压，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郡县制和官僚政治，进而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崭新的宗法秩序。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亲政后，在冯太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关于鲜卑汉化的改革。他宣扬礼教治国的理念，把礼教治国思想作为法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刑罚的同时辅以礼教，礼法结合。此外，孝文帝还着手修改关于治理官员的法律条文，以便具体地约束官员行为。新的法律条文以俸禄制为主，辅以定官制和考绩两种程序，提升了政府部门的施政效率，也对官员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他强调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

材料 秦从泾阳迁都栎阳后，在与魏国的一系列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完成了迁都栎阳以稳定秦国的任务。但是若再扩大对东方的战争，须东出函谷以争天下，“南临渭水，北倚九峻，左挟崤函，右控陇蜀”的咸阳成为都城的理想场所。且无论是栎阳还是秦宗庙所在的雍都都是宗族奴隶主集团盘踞之地，不便于新法的迅速推行，因此“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成为大良造商鞅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公元前350年秦正式定都咸阳，商鞅第二次变法随之展开。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次年“诸侯毕贺”。咸阳不但成为当时秦国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都市。

——摘编自王果然《秦迁都与强盛之关系研究》

材料   1975年，中国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分别写在两片木简上的两封家书。据学者研究，这两封家书写于公元前223年，由秦军将士黑夫和惊写给大哥衷，其中，黑夫执笔部分如下（白话文翻译）: 今天是二月辛已日。黑夫和惊恭祝大哥安好。母亲身体还好吧？我们兄弟俩都挺好的。前几天，我们两个因为作战没在一起，今天终于又见面了。黑夫再次写信来的目的，是请家里赶紧给我们送点钱来，再让母亲做几件夏天穿的衣服送来。见到这封信之后，请母亲比较一下安陆的丝布贵不贵，不贵的话一定要给我们做好夏天穿的衣服，和钱一起带过来。要是家乡的丝布贵，那只带钱来就行，我们自己在这边买布做衣服。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淮阳（今属河南）之战了。进攻这座叛逆之城的战事不知要持续多久，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母亲给我们用的钱也别太少了。收到信后请马上给我们回信，一定要告诉我们官府给我们家授予爵位的文书送到没有，如果没送到也跟我说一声。大王说只要有文件就不会耽搁。人家送文书来你们别忘了说声谢谢。

——据关正文主编《见字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