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晚期以来，由于贵族分子不断地下降为士，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了。士已不复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相反地，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所谓“仕”的问题。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中国思想文化和世界思想文化有一个共同规律：或者是社会经济大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转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常识，崛起的士成了诸侯、卿大夫、私门搜罗的重要对象，其中学士一类构成“百家”的主体，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在文化上贡献巨大。

——摘编自陈茵《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材料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它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雅典的希腊学园（又称阿卡德米学院、柏拉图学院）堪称双璧。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20世纪初，国学学者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说：“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后先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希腊学派中，最负盛名的“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与希腊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稷下学宫则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所在，“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郭沫若语）。

——摘编自王志民《稷下学宫：文明史上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