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春秋时代，各国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需要，分别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笼络扶持的政策。以郑国为例，只要商人保持政治上的忠诚，国家就可以完全不干涉其商业活动。与行业发展相适应的是商人队伍的扩大，一些贵族和农民加入到了商贾队伍。他们的贩运活动，西至陇蜀、西域，北至燕赵，东至齐鲁、朝鲜，南至吴楚、南海。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并在统治集团中得势，他们拥有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奴隶近万人。各国统治者居住的都城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其规模早已超过了西周礼制规定的“王城方九里”的限制，这些商业城市不仅有贸易分工十分细致的市场，还“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

——摘编自李嘉图《人类经济万年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宗法血族组织降为个体家庭，再加上较为自由的迁移、择业条件，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以私有者的身份进行竞争，从而使私营工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修筑道路，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筅络扶持的立场，积极推动各地物产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工商业者在市场竞争中，竭尽聪明才智，“设智巧，仰机利”，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分析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求得最大的利润。总之，此时的商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农本经济的补充。

——摘编自杨师群《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展原因新探》等

材料二 鲜卑族统一黄河流域后，于公元5世纪末实行了均田制等措施，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平城与洛阳等地的市场繁荣，户口般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内设有多个商业区，有洛阳大、小市和四通市，还有通商、达货、准财等十里。大批胡商纷至沓来，“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农村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渐兴盛。自耕农经济相当活跃，农民有一些剩余生产物要出售，也有一些购买力换回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摘编自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材料一   西周时期，商业管理已经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周城市总体上为前朝后市的格局，据《周礼.匠人》记载，西周城的后边部分往往设有市场，并规定凡是官办的商业市场，均设置有专职官员负责商业管理事宜。市场管理的总负责人叫司市，全面负责所辖市场的刑、政、教、治、量度及禁令，司市只要在市场入口处悬挂旌旗就表明可以开市，参市交易者从规定的入口进入市场，入口处由胥手持长鞭把守，其他管理官员则各司其职。开市后，首先要检查货物是否以假冒真，货物价格制订是否合规，贾师还要根据官府的需要制订商品价格，调节商品流通。西周政府对商业的干预使其商业发展状况逐步顺应了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发展水平。

——摘编自李佩等《探源西周时期的商业管理》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百工、商贾反抗官府，“百工叛”的现象不断出现，“百工之丧职秩者”的现象较为突出。据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致力于“通工商之业，使鱼盐之利”，郑国规定只要商人对国家忠诚，国家就不干涉，卫文公制定的“务财、训农、通商、惠工”的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战国策·魏一》载魏国“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管子·八观》也称当时有“粟行于五百里”者，战国时期，横贯东西和纵贯南北的水陆交通线业已形成。《国语·周语》记载，当时“黄金为上币，铜铁为下币”，“商贾可以富家，技艺足以糊口”，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人们纷纷通财鬻货，自此，谋利之风席卷整个社会。

——摘编自李生《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