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墨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制作机巧器械的手工劳动者，有自己独到的工巧思想。墨子肯定了“巧”在工艺造物中的美学标准，认为“巧”是工艺技术水平的反映。同时他认为工巧的前提是“利人”，不利于人民百姓的“奇巧”和“淫巧”是“拙”，因而反对过度装饰，批判当朝贵族的奢侈之风，由此实现了“工巧”与“利人”的辩证统一。此外，百工的造物活动须有法可依，最高的法则是“法天”，造物活动要遵从上天的“兼爱”和“交利”之意旨，也含有符合于天的自然规律之内涵。墨子的工巧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色彩，为战国乃至汉代工艺造物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摘编自余静贵《论墨子的工艺美学观》

材料一   诸子学说兴起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则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去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去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他们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观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二   在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谈不上）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而且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界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而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摘编自杜君立《历史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