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中国古代的牵制与制衡机制。

材料一   中国封建统治者较早就尝试建立中枢决策的牵制机制。汉武帝时期，不定期运用宗亲、外戚参与中枢政要，外廷之丞相等重臣受内官压制，往往“大政定方始知”。唐初三省之长均为正一品宰相，唐太宗时以二品官“参知政事”牵制相权，唐高宗以后三品、四品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中枢政要。雍正帝设军机处，如同国家紧急事务办公室，来自各部门、各品级的官员充任“军机上行走”，走马灯似地轮流值班，上传下达。照章办事。

——摘编自陆杰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在效忠和效率这对困扰所有国家官僚机构的矛盾中，中国传统国家一向着意点就是前者。一个庞大的全能式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无限扩张权力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机制制衡，后果将难以设想，这将会导致皇权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即是这种制衡机制的表现之一，如秦朝设立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汉朝设立刺史进行巡视监察、宋朝设置“四监司”和通判对各州进行监控等。

——摘编自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中枢决策牵制机制的演变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古代建立牵制和制衡机制的共同目的。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对“效忠”和“效率”的影响。

2 . 廷议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的重要方式。秦朝皇帝制度、郡县制的确立，都经过了廷议；唐朝有三省长官在政事堂合议的制度；宋明清时期廷议制度进一步规范化。该制度

A．有利于提高决策的合理性	B．体现出了一定的民主精神
C．对皇权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D．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