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田《后汉书》记载，东汉初年因检核垦田数而产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阳地方豪强地主集团的矛盾。汉光武帝刘秀因为“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称为“度田”。但是，“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刘秀得知度田不实的情况后，对营私舞弊的官员进行严厉的惩处，“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大司徒欧阳歙也因此死于狱中。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压服地方豪强，许多“郡国大姓”竟与“群盗”一起发动叛乱。刘秀对于豪强地主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对抗，采取了姑息的态度，在镇压地方豪强叛乱的同时，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集团做出了让步。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史》等

材料一   家族变迁中的历史

材料二   袁良以习《孟氏易》举明经为太子舍人，东汉光武初任成武令。以后其孙袁安以通《易》举孝廉，持身庄重、居官不畏权势、以公事为重，颇为朝廷恃赖，历仕明、章、和三帝，位至三公，从此袁氏地位急剧上升。袁京、袁赏、袁敞等皆因高门而被拜为官；袁敞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廉劲不阿权责，颇有父风，屡在三公位。袁汤多历显位，仕至三公。袁成任三宫中郎将，与外戚梁冀交好；袁逢曾任太仆、司空、执金吾；袁隗为三公。宗族袁赦时以中常侍（东汉时由宦官担任）用事于中，与袁逢、袁隗相为内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其时大将军以下莫不与袁氏交结。

袁绍“壮健好交结”“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加上汝南袁氏的声望和他特殊的身份，周围有一大批拥护者。袁绍早年任中军校尉、司隶校尉，曾指挥诛杀宦官。汉末董卓进京、欲行废立事，袁绍最先起兵山东，进讨董卓，响应者众，号称百万，袁绍被推为盟主。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夺青、并二州，后又占据幽州，一统河北，成为势力最大的诸侯，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后病逝。表术年少时以侠气闻名，后升迁为虎贲中郎将，曾与袁绍、曹操等共讨董卓，后与袁绍对立，被击败后割据扬州，一度称帝，部众离心，病死。

——据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等

材料一   与田庄盛行相伴随的，是大量流民的出现。换言之，大土地所有者发展的基础是无数自耕农的失业，这当然不是一夕之间的事，东汉初年，光武帝提倡节俭宽厚，轻徭薄赋，与民生息，使王莽篡汉以来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农业、手工业、商业不断发展。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人势力崛起，他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为社会稳定计，汉政府一度对商业活动采取敌视和钳制的态度，加之士农工商的传统价值观根深蒂固，不少商人财运亨通后却没有将更多资金流入市场扩大再生产，而是兼并土地、求田问舍，因为这能够帮他们提升阶级——“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甚至有不少商人“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凭借着自己的经济优势走向了统治阶级。

材料二   西欧庄园的形成，其主要动因不是土地买卖和兼并，相反，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古罗马开门揖盗，出现三世纪危机，民族大迁徙，蛮族入侵。入侵后的日耳曼蛮族论功行赏，剥夺了大部分罗马贵族的土地并进行重新分配，大肆分封。在这种分封之后，土地的流动总体来说就很缓慢了，西欧各国都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实行了分权的贵族政体，此为封君封臣制。也就是说，各地方领主（一个与地主相对，但同时兼有政治权利和经济优势的身份）在他的庄园/封地内是有实权的。

材料一 《四民月令》是东汉后期庄园生产活动的记录。崔实晚年移居洛阳后写成，书中反映的农事季节，也和洛阳及周边地区相符。

正月

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研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

命女红趣（同趋，督促）织布。

可种春麦、豍豆，尽二月止。

命典馈酿春酒。

三月

是月也，杏华盛，可菑沙白轻土之田。

时雨降，可种觐稻。

缮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

可粜黍。买布。

九月

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

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摘编自缪桂龙《四民月令选读》

材料二 《隋志》“农家”：《四民月令》一卷，后汉大尚书崔实撰写。《旧唐书》同。《新唐志》做“崔湜”，误。宋不著录。近人任兆麟、王谟皆有辑本，编次不伦，且多罣漏（罣漏：提及者少而遗漏者多）。王本又误以《齐人月令》谓即《四民月令》，而所采《齐民要术》有今本所无者六事。其文不类，未知何据……

嘉庆乙亥岁秋九月，乌程严可均谨叙。

——摘编自《严可均集》

7 . 材料   王莽篡立新朝，倒行逆施,天下大乱,刘秀随兄起兵于南阳,在昆阳之战中大败王莽军队。25年,刘秀在南阳豪族和河北豪族的大力支持下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刘秀经过十二年的统一战争消灭割据势力,使政局稳定下来。他提倡“柔道”治国。经济上再次诙复三十而税一的旧制，下诏进行度田,清查天下田亩、人口。政治上“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此外他推行“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策,逐渐削弱了以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主要功臣的权势，剥夺了部分军功人员的官职,但均给予优待。同时,他还选拔任用了大量儒法兼通的文吏，以弥补功臣退出官职后的空缺。文化上,刘秀大兴儒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教育,以培养后备文官。刘秀励精图治开创了“光武中兴”的辉煌时代。

——摘躺自赵瑞军《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研究》

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材料一

材料二   公元125年冬天，洛阳暴发了大疫，朝廷在十二月的诏书中说是因为“阴阳不和”导致“疫疠为灾。”第二年即公元126年正月甲寅诏中又说：“奸慝缘间，人庶怨读，上干和气，疫疠为灾。”……“冬十月丁亥，司徒朱伥以疾疫罢”，企图以此达到消弭疫灾的目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祖亮主编《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