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   蜀汉政权之所以采取刚柔相济的“威德”型治边模式，一方面，是要安抚西南夷部落民众，建枸稳定的大后方秩序；另一方面，则是要倾全国之力北伐讨魏。其中尚有“和戎”与“联吴”的问题，同样是面对四周众多分散力量连环互动的可能，从而采取了与之相关的宏观整体边防方略。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通过多年内政外务良性互动式的努力，不仅蜀地内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即后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尽管其主要的方法仍为羁縻，后人以为已开了土司制度的滥觞，可见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不能不称为善理边政的重要历史典范。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