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五胡内迁”加速了各族社会的文明开化，不但各“胡”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农业文明，而且以自己的草原文明影响着汉人，从而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的现象。当时， 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故对的歧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故时势力，“胜者 为王败者寇”,大批被流放贬逐的“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目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一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中，曹操起于兖州，后屯兵积谷，招贤纳士，迎汉献帝， “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在北方基本完成统一大业。东汉末年，南方战乱相对较少，人口数量和经济地位与北方相比有所上升。孙权继父兄基业，聚集忠良豪杰，进据江东，知人善用，力求向外发展。曹操统一北方后，南下荆州，却被孙刘联军打败于赤壁。由于损失惨重，曹操一时难以再聚集重兵进行决战，只好任由南方处于独立状态。在此情况下，刘备借机向益州发展，并与孙权结盟共同对付曹操，三国鼎立局面得以形成。

——摘编自王恩涌、曹诗图《魏、蜀、吴三国时代的政治地理战略分析》

材料二   北魏前期，南北之间的战争最初属于边境冲突。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统治重心移至中原，北魏政权也向中原式王朝迈进，北魏在与南朝通使中注重文物典制的输入，南北朝的冲突向统一战争转变。北魏分裂后，步入后三国时代。东魏为全力与西魏争胜，积极促成与萧梁聘使相通，并争取使后者断绝与西魏的交往。而在东魏与萧梁的频繁往来中，双方均自居正统并交锋激烈。南北朝后期三国鼎立时，北方关中、关东和江南三大地域出现了向心力与文化认同。

——摘编自姚宏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关系研究》

材料一   北方地区，从东汉末期开始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高潮。西晋政权瓦解后，内迁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虽然这些政权根据其汉化程度或多或少地重用一批汉族士人，但汉族整体上处于被统治地位。而内迁少数民族即便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氐族、羌族，整体上也仍落后于汉族。少数民族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即便有北魏孝文帝式的开明君主，它们的汉化过程也会出现重重阻力，甚至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还会出现逆转。在民族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也被大量注入汉族，所以与北方民族交融后的新汉族显得胡气十足。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也出现了民族交融的高潮。南方政权一直是汉族王朝，在民族交融过程中汉族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汉族政权通过开疆拓土，将深险之地的少数民族纳入州郡体系，将其编户化，从而使其融入汉族，所以南方的民族交融往往比较顺利。并且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其社会风俗习惯等对汉族影响有限。加之北方大批汉人南下，南方民族交融后形成的新汉族较多地保存了汉晋时期北方汉族的文化传统。由于少数民族在交融中的被动性，汉族政权多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向更为深险之处迁徙，致使南方民族交融反而不如北方彻底。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方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融合之差异》

材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引发了一股股气势磅礴的移民运动。西晋末年，逃生的中原人民大多迁到江左定居，与当地人民同耕共织。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涌向中原地区。淝水之战以后，拓跋珪建立北魏，定都平城，推行一系列仿效汉族封建制度的政策。平城成为吸附与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一直传续到孝文帝统治时期。孝文帝改革使融汇于平城的文明潮流随之涌向洛阳。在江左的东晋、宋、齐各朝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也随着南北士人的交往而互传，从而形成南北文化不断地交流融汇的生动态势。

——摘编自李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