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躲避西晋末年的动荡，北方的民众大批南下。与汉魏比较，东晋南朝时期的农业经济的一大变化是作物种类的增多。如以前江南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而此时则有稻、麦、黍（黏谷）、粟、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这些作物许多来自北方。其次，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再次，东晋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以农业是否发展作为考课官吏的标准，还特别注意流民的安置和小农因破产而再流亡的问题。由于以上原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继位后，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而且统一在这种交替过程中永远居于主导地位。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融合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同化（或融合），而且伴随着每次融合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息息相关，甚至是政治上的分裂动乱愈厉害，民族之间的斗争愈激烈、民族同化（融合）也就愈迅速、愈全面。而民族融合不仅带来统一和安定，而且保证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始终不间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还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和汉文化不断推上了主导和核心的地位。
——摘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分析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出你的观点，并阐述理由。（观点明确，史实准确，理由充分，逻辑合理。）
材料一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 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 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材料二 唐晚期及以后的家族组织逐渐褪却政治色彩．恢复了本来面貌。除供子弟读书科考外，不再追求整个家族的政治利益，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通过严密的家族组织系统和家族法规，履行着对外保护、赈济互助、开办书院等职能；通过宗谱义庄等凝聚宗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族学强化家族能力，促进家族长久繁荣。宋以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其成员必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 为笼络族人不离散，聚族而居，并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增强血缘向心力。在聚居下的兄弟分家现象尤为普遍，别立户籍，平均每户 5 口左右，由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小家庭。
—摘编自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点，并结合所学， 从政治角度简要说明南北朝到宋朝是如何打破这个局面的。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宋时期作者认为家族组织的变化最主要的趋势，并说明其对当时社会层面的影响。
材料一：《宋书》是记载南朝第一个王朝刘宋历史的史书。其中有一段描述:至于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jiong),盖东西之极盛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ren)，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hu)、杜之间（泛指关中），不能比也。荆城（泛指长江中游）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中外史纲要（上）》30页
材料二：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广泛散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各地形成许多新聚落。移民浪潮对东晋南朝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土地开发，产生了殊为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晋南朝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晋南朝江南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对中国古代经济格局的影响。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在1661-1812年这150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9倍，耕地仅增加32%，人均耕地数从7.11亩降至0.9亩。道光年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中国人移殖澳洲，“殆始于1840年到1859年之间”。随着中外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洋布“把土布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无业贫民乘北风附洋舶往国外图生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起义造反者的镇压，大量农民出洋避祸。如“广东新会平南王黄德滋，率部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成为淘金工人”。
——张秋生《略论早期华工移居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条件》
材料三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按照国籍划分，国际流离失所者居世界前十位的难民来源国及数量分别是：叙利亚660万人，委内瑞拉440万人，阿富汗300万人，南苏丹220万人，缅甸110万人，索马里90万人，刚果（金）80万人，苏丹70万人，伊拉克60万人，中非共和国60万人。
——陈冰《全球难民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方人民大规模南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南方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华工赴澳的国内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当代世界难民的主要来源区域。结合所学，分析二战以来联合国为保护难民基本人权做出的努力。
材料一 我国史籍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人口资料。先秦时期人口在两千万左右；西汉平帝时约五千万；东汉初二千七百余万，东汉中期约五千万；唐初一千万，开元时五千万；清初三千万，清乾隆初年时一亿四千万，道光时四亿一千万。秦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越族后，在那里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同时迁移中原居民五十万人与越族杂居，中原的铁器和先进技术也随之传入越族地区。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南迁并定都洛阳，使得拓跋部这个文化程度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落逐步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唐末以后许多中原人民迁到契丹境内；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大量北方居民南迁。
——摘编自王春香《浅谈中国古代人口的变化和人口迁徙》
材料二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现象，《晋书·食货志》就此写道“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敌对的政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敌对势力，“胜者为王败者寇”，流人也便随之多了起来。大批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在当时自然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从另一角度看，对流放地区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三国时期的虞翻，曾被流放到交州。史书上说，他在那儿“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南宋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人”南下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西晋覆灭后，晋元帝逃往江南，在江左重建了东晋王朝。长江天堑，是一个限制南北的天然屏障，使中原战火不能直接延烧到江南。这时江南虽然还是一个经济落后区域，但永嘉之乱的后果“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每十六七、幽、雾、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江南经济得以开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原因。与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在征收标准和纳税时间上有何新变化？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1)根据材料一，指出“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直接影响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时期的社会现象。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以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为界，北方是游牧民族，南方为农耕民族。除商贸往来，战争、劫掠也是各民族互动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进入匈奴地区的汉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了匈奴单一的游牧经济，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并出现了城市。中原的文字和计算方法也被匈奴人接受。进入中原的匈奴人也在血统、文化上给汉民族以影响。音乐舞蹈、饮食文化、平等观念的传入，又给汉文化带来新的生命力。这些流动的人群，既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异族文化的接受者。
——摘编自刘爱兰《民族大迁徙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推进“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孝文帝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热情。……与努力学习南朝的先进文化同步，孝文帝也着手推出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对孝文帝及其主持的“汉化”改革，我们如果将它放到更久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去考量，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它的意义所在。
——胡阿祥、刘志刚《北魏孝文帝：师法先进，厉行改革》
材料三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汉字即是其中之一。而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字都属受到汉字影响的“借源”文字。由于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对汉字的学习、借用、仿造和创造阶段，因而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王颖喆、孙妍《汉字文化圈与中华法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以汉朝为例分析汉人是如何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出的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华文化影响周边国家的史实。
材料一 （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
材料二 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rěn），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今浙江绍兴）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hù）、杜（古代关中地区县名）之间，不能比也。荆城（即荆州，指今湖北、湖南地区）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三 （东晋）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宴如（即安定）也。
——《宋书.沈昙庆传·史臣曰》
材料四 北人相继南移，同时携来高级栽培技术，南方灌溉、防洪、运河等水利工程不断修筑，富源也不断开发，始终江南的经济力量趋于壮胜。
——摘编自邹纪万：《魏晋南北朝史》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概括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面貌有何不同？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的知识，概括南方得到开发的原因是什么？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的知识，分析江南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