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随着荒地的不断开辟，公田之外的私田不断扩大，数量超过了公田。“私田”……没有一定的规格，可以买卖、交换、抵押，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向国家交税。这使得农民增加了在“私田”上的兴趣，而不肯尽力于公田，导致公田日益衰败。

——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底，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原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

——摘编自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交融，有其自身的特点。频繁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汉化仍然是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   秦灭六国后，兵不解甲，继而南击越人，北伐匈奴：两汉之时，也积极对周边各民族进行征战以开拓新的疆土。为了保障开疆拓土政策的顺利进行，秦汉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民族政策，如秦在南越、西贩之地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了朔方郡、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等；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面对“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匈奴，汉王朝根据国势的强弱情况，对匈奴又实行了颇具特色的和亲政策。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是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于中原汉民族文化的伟大典范。孝文帝下诏改用汉姓，改穿汉服，改说汉语，推行汉族的官制和律令，都是旨在学习吸取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胡食、胡床、畜牧选种等草原文化因子也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中。孝文帝的封建化改制对于鲜卑族和汉族来说，都有无可置疑的历史进步性。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拓跋部原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进入中原后，北魏统治者没有处理好与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致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严重威胁北魏统治的稳固。史书记载，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一百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八十余次，这些起义严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

——摘编自人教版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禁鲜卑语，统一说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精二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县至完全新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子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球人野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纯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颇子被征履地的本土责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期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   谁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希望?

材料一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材料二   经历孝文帝融合和后来的发展，百多万鲜卑包括北方各族移民迁移到中原和洛阳，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鲜卑民族也在一个新的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在吸收了鲜卑各族文化后，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南北文化相互碰撞。

——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时期，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蛮、夷、戎、狄，是以是否接受了或保持着“礼”作为标准，存在着“中国”敌视蛮、夷、戎、狄的现象。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蛮、夷、戎、狄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     “华夏”靠近的趋势，最终在战国时期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摘编自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材料二通过孝文帝改革，北魏“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改革使南北之间的均势逐渐被打破，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而北方民族大交融的实现，又大大淡化了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这就为隋文帝结束隔江对峙奠定了基石。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商鞅变法取得了很大成果，“富国强民”的法家政策在秦得到实现。秦国地理位置优越，攻守均得其便，战国时期，国都末被他国攻破的只有秦国。秦国内部纷争较少，从秦献公时起的150年中，献公、孝公、赵文王、昭王、秦王嬴政几代君主在位的年代比较长，内部相对稳定。武王、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但也没有因王位继承而引起内部分裂。总之，秦统一中国是顺应历史发根要求，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造成的。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日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原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

——摘编自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