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魏前期，黄河流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凋敝，民不聊生。许多农民不得不投靠大族豪强，沦为荫附户。荫附户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其负担必然要转嫁到其他劳动人民的身上；而大族豪强对荫附户实行残酷剥削，荫附户也苦不堪言，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世祖（拓跋焘）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这就是文成帝继位时面临的社会现实。文成帝（440—465年）曾经派出二十多批官员巡视州郡，检查地方垦田、徭赋、吏治和刑法。他五次发诏惩治贪官污吏，并一度减轻赋税，免收相当于常赋一半的杂调。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收效甚微。

——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整理

材料   与秦汉魏晋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牟利。约在俸禄制实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这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摘编自张金龙《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材料一   西晋朝廷秘阁藏书29945卷；南朝宋朝廷秘阁藏书15074卷：南朝齐朝廷秘阁藏书18010卷；南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向民间征书。

——据[西晋]苟勖《晋中经簿》、[南朝]王俭《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南朝]谢胭等《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等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曾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后魏（北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徒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据[北朝]魏收《魏书·孝文帝纪》、[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等整理

材料三   有道士献道书，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摘编自《明太祖宝训》

材料   北魏建国初年，中国北方遭遇多年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现象相当普遍，同时土地高度集中，鲜卑军事贵族豪强成为北方土地上的大地主，农民（主要是汉族）在没有国家基层组织的保护下，成为豪强田地上的雇农，甚至沦为农奴，农奴的赋税都由豪强自行收取，通常，豪强的田税率是国家的两倍。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汉人谏官李安世的建议下，开始下令全国实施均田制。规定：一对无头田的夫妻，男的授田40亩，女的授田20亩，如果有耕牛，可加授田30亩。如果所授之田的质量不佳，可以加倍实授。与此同时，孝文帝还着手打击豪强，强力没收和减少他们的土地，恢复汉民族的基层“三长制”，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有所依托，有所保障。孝文帝的土地改革为北魏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梁盼《北魏的铁血“土改”》

材料一   北魏统一中原以后，首都平成地处边陲，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平城地区半耕半牧，土地贫瘠，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中原至平成又不通水运，一遇灾年，便饿殍遍野。孝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性好读书，“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太和十七年，服丧满三年后，孝文帝为实行“文治”理想，决心迁都洛阳。

——据张凯之《中国历史新编》

材料二   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后，规定随迁的鲜卑人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但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北魏在事实上开始放弃了二元帝国的政治架构，丧失了帝国的内在均衡。北魏因此自毁长城，在孝文帝身后不久便陷入严重内乱。

——据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

材料   孝文帝曾谓群臣曰： “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在孝文之前，拓跋鲜卑曾多次迁都。东木根山和盛乐均处塞外，属于草原游牧生产区，迁都盛乐后，拓跋鲜卑的势力由草原扩张到长城脚下，迁都平城后其势力则进入长城内侧的农耕区。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适宜作为都城。《南齐书》载： “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平城居于九州之外，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与孝文帝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因此孝文帝认为： “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

——摘编自王东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材料：每当草原寒潮来临，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并主动走上“汉化之路”。在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鲜卑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在西迁匈奴的压迫下，东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利用罗马帝国表落的机会，潮水般地涌入罗马，并建起一个个“蛮族王国”（如上图）。这些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大部分彻底地“去罗马化”。如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不倡导学习拉丁语与古典文化……西欧形成了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在他们几百年征伐中，最终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摘编自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