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就其深度、广度和影响而言,可与商鞅变法相媲美。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以受古代文化之积染既深,种种因袭牵制,改革非易,……秦人在文化上之历史,较之东方诸国,亦远为落后,故转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本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使西方人迎头赶上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制度之创建,惟秦为最有功焉。
——马非百《秦集史》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 一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白寿彝《中国通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使秦国变法呈现怎样的特点?
(2)据材料二,归纳孝文帝“迁都”对改革的作用。从材料看,孝文帝“改革之心”坚定的原因是什么?
(3)据材料三,与商鞅变法相比,孝文帝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影响改革效果的基本因素。
A.文学作品对历史的叙述不可信 |
B.文学作品和正史都无法获取历史真相 |
C.时间久远导致对历史认识不清 |
D.立场和价值观会影响历史的叙述倾向 |
A.崇尚武力控制 |
B.促进民族交融 |
C.认同汉族文化 |
D.避免政治斗争 |
记述 | 出处 |
“未几,裕(刘裕)师围城……超(慕容超)与左右数十骑出亡,为裕军所执……送建康市斩之。” | 《晋书·慕容超传》 |
“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征虏贼曹乔胥获之……送超京师,斩于建康市。” | 《宋书·武帝本纪》 |
“丁亥,刘裕悉众攻城……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追获之……送超诣建康,斩之。” | 《资治通鉴·晋纪》 |
“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追获之,斩于建康市。” | 《南史·宋本纪》 |
A.刘裕凭此战胜利收复广固 |
B.慕容超轻敌导致广固失守 |
C.刘裕与慕容超大战于建康 |
D.慕容超战败后被斩于建康 |
A.南北民族对立尖锐 |
B.国史编写政治性强 |
C.民族融合尚未出现 |
D.都认同了华夏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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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造币技术严重下降 | B.冶炼水平低,金属奇缺 |
C.商品经济不是很发达 | D.人们已普遍使用纸币 |
材料一 帝恶其国俗鄙陋,乃迁都洛阳,改国姓为元氏,禁胡语胡服……时魏之势虽极盛,然剽悍勇武之风,渐次消灭……华奢柔弱之风渐行,而国势之衰兆已见。
——根据1907年宏文馆出版的《中国历史讲义》等整理
材料二 拓跋魏自北鄙之平城,迁都洛阳,兴学校,作均田,崇儒术,弃胡俗,而一切改从汉制,实为魏之极盛时代……诸族遂大受汉族之同化……国中一切制度文物,亦无一不仿南朝。至北齐北周之治制,则尤为隋唐治制之所本,于中国之贡献颇大。
——摘自1913年《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卷》和1928年《初中本国史》
(1)据材料一、二,归纳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
(2)简要说明材料一、二对孝文帝改革评价的不同。
材料一 有学者认为造成北魏后来局面的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孝文帝改革。因为,孝文帝舍平城迁洛阳,改鲜卑武勇之风为汉人文弱之风,进一步削弱北魏军事力量,这是他终不能强大魏国的重要原因。并说孝文帝的改革,学来的主要是汉人的繁文缛节,丢掉的恰恰是拓跋部的长处——勇武质朴,这就加速了北魏的衰亡。
材料二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在完成统治重心的转变、大体上接受了前代中原王朝的一套典章制度以后,迅速向保守的方面转化。他们对推行汉法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对残留的许多蒙古落后制度拒绝进一步变革,使大量的蒙古旧制得到保留,同时却热衷于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搜刮财富,使刚刚略显平缓的社会矛盾重新激化起来,元朝过早地出现了中衰的征兆。
——朱绍侯的《中国古代史笔记》
(1)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中两次改革方式的相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改革少数民族传统这一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孝文帝)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四《魏孝文迁洛》
材料二 孝文帝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坚决推行改革政策,对北方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复兴、民族融合都作出了贡献。
——肖黎《魏孝文帝评传》
(1)孝文帝针对“以华风变之的改革措施有哪些?
(2)两位作者对孝文帝改革的评价有何不同?请你指出影响评价改革的因素。
10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达906卷,770余万字,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规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魏晋法律改革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儒学对西汉、东汉、魏晋时期法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