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五胡内迁”加速了各族社会的文明开化，不但各“胡”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农业文明，而且以自己的草原文明影响着汉人，从而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的现象。当时， 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故对的歧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故时势力，“胜者 为王败者寇”,大批被流放贬逐的“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目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一   北方地区，从东汉末期开始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高潮。西晋政权瓦解后，内迁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虽然这些政权根据其汉化程度或多或少地重用一批汉族士人，但汉族整体上处于被统治地位。而内迁少数民族即便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氐族、羌族，整体上也仍落后于汉族。少数民族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即便有北魏孝文帝式的开明君主，它们的汉化过程也会出现重重阻力，甚至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还会出现逆转。在民族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也被大量注入汉族，所以与北方民族交融后的新汉族显得胡气十足。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也出现了民族交融的高潮。南方政权一直是汉族王朝，在民族交融过程中汉族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汉族政权通过开疆拓土，将深险之地的少数民族纳入州郡体系，将其编户化，从而使其融入汉族，所以南方的民族交融往往比较顺利。并且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其社会风俗习惯等对汉族影响有限。加之北方大批汉人南下，南方民族交融后形成的新汉族较多地保存了汉晋时期北方汉族的文化传统。由于少数民族在交融中的被动性，汉族政权多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向更为深险之处迁徙，致使南方民族交融反而不如北方彻底。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方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融合之差异》

材料一   从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到南北朝的几百年间，历代统治者在西南民族地区不断扩大郡县统治范围。建兴三年（225年），蜀汉平定南中叛乱后，设立了屯田制，而且除军屯外，民屯也具备了较大的规模。由于蜀汉的重视和积极经营，南中地区的畜牧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诸葛亮南征以后，南中诸族“出其金银”，“以给军国之用”。此外，西南各民族还利用当地特有的植物资源生产出不同的纺织品。西晋末年，“永嘉元年春，尚施置关戍，至汉安焚道。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焉、群荆，尚表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诸村参军”。

——摘编自陈彦波《魏晋南北朝西南人文环境变迁与民族社会经济》

材料二   河西第一次移民发生时，西晋王朝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整个中原大地陷入纷纷战火中。尽管这一时期战火纷争不断，但河西地区相对安定。因此，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口也逐渐增多。河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与西域地区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本身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人来往也更加方便，这直接推动了河西佛教的发展。北魏时期，在政府的强制之下，河西世家大族中有大量儒学精英迁往北魏都城平城，士人的东迁为日后河陇学术逐渐衰落埋下隐患。因此，这一时期河西地区佛教文明不断发展。

——摘编自齐晓芳《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移民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