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再适宜作为都城。493年秋，迁往洛阳。洛阳素有“王里”之称，却在晋末大乱时毁于兵火，“礼盛周宣《斯干》（祝贺周朝贵族宫室落成的歌辞）之制，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城中有“户十万九千余”，若按五口之家的标准计算，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部落心离，是北魏速亡的原因。
——摘编自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活动。
材料 诸葛亮（181-234年），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为了使农民安于生产，他强调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禁止豪强地主掠夺农民土地。诸葛亮很重视水利，他在都江堰设置揠官，派一千二百名堰丁对都江堰进行维护，此举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使成都平原出现了“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繁荣景象。蜀汉地域较小、人口较少，诸葛亮多次伐魏，又多因粮尽而退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诸葛亮利用军队在汉中地区进行屯田生产。诸葛亮还利用蜀汉的自然条件发展手工业生产，蜀汉的丝织业得到了繁荣。诸葛亮实行盐铁官营政策，设置司盐校尉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军器生产。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概括诸葛亮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诸葛亮的经济措施。
材料一
| 《三国志·魏纪》 | 《后汉书·献帝纪》 |
|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 曹操自领冀州牧。 |
|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 曹操自为丞相。 |
|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
| 汉皇后伏氏，坐与父（伏）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 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
|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 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
材料二 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为便利纪年，认为在乱世存在多个政权并立时要选择其中某个政权作为正统，如在三国时期以曹魏为正，南北朝选择宋齐梁陈纪年，五代十国则选择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为标准。北宋和辽、夏并立，因宋受后周禅让，所以在这一时期将宋作为正统。他认为这一举措“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三 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司马光）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
——（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1)根据材料一，比较《三国志》和《后汉书》对相关史事叙述的差异。(2)根据材料二、三，分别概括司马光和朱熹关于三国时期“正统”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观点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史籍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人口资料。先秦时期人口在两千万左右；西汉平帝时约五千万；东汉初二千七百余万，东汉中期约五千万；唐初一千万，开元时五千万；明朝永乐时四千五百万；清初三千万，清乾隆初年时一亿四千万，道光时四亿一千万……秦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越族后，在那里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同时迁移中原居民五十万人与越族杂居，中原的铁器和先进技术也随之传入越族地区。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南迁并定都洛阳，使得拓跋部这个文化程度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落逐步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唐末以后许多中原人民迁到契丹境内；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大量北方居民南迁。
——摘编自王春香《浅谈中国古代人口的变化和人口迁徙》
材料二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氏、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现象，《晋书食货志》就此写道：“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敌对的政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敌对势力，“胜者为王败者寇”，流人也便随之多了起来。大批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在当时自然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从另一角度看，对流放地区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三国时期的虞翻，曾被流放到交州。史书上说，他在那儿“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南宋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人”南下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西晋朝廷秘阁藏书29945卷；南朝宋朝廷秘阁藏书15074卷：南朝齐朝廷秘阁藏书18010卷；南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向民间征书。
——据[西晋]苟勖《晋中经簿》、[南朝]王俭《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南朝]谢胭等《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等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曾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后魏（北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徒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据[北朝]魏收《魏书·孝文帝纪》、[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等整理
材料三 有道士献道书，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摘编自《明太祖宝训》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南朝统治者和北魏统治者竞相下诏征书的背景，并说明孝文帝征书的目的。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理政思想。
(3)综合以上材料，简要评议古代征书献书活动。
北魏中期，私家佃农纷纷脱离世族庄田，世族地主要追回逃亡人口，势必将抢夺国家税户。这是与孝文帝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力量和对基层的控制相冲突的。李冲提出的三长制得到北魏中央高层赞赏。三长制是参照我国古代的乡、里组织制定的。它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强谨者充当。三年没有过失，可以升迁录用。三长制与新租调力役制结合使北魏政府改变了过去乱征乱要的状况。同时，北魏政府还检括出了强宗豪族大量的“苞荫之户”，国家控制的税户因而增加。三长制的建立，健全了北魏政权的基层统治机构，它既使均田制的推行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又使北魏政府增加赋役来源如愿以偿，这对北魏政权的巩固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北魏以后，直至隋唐中叶，各代虽有变化损益，但都基本沿袭了北魏三长制和租调制的基本形式。
——摘编自青林《陇西李冲与魏孝文帝的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推行三长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分析三长制推行的效果。
材料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士人，屯田垦荒。北魏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北方重归统一。拓跋焘死后二十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北魏明堂（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之所）始建于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三年。之后，孝文帝为孔子修建庙宇，并亲题“文圣尼父”。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孝文帝一改早期鲜卑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拓跋皇室一律学汉语、说汉话。迁都后第二年，孝文帝率领群臣到鲁城（曲阜）祭拜孔子。他还颁布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令其死后安葬洛阳。孝文帝还亲自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为自己选了墓地。
——摘编自卜宪群等撰《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移风易俗的背景和实施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孝文帝移风易俗对北魏的影响。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汉代以后，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逐渐定型，五德历运成为塑造王朝正统身份的重要依据。东晋南朝和北方的十六国都先后确立了承接西晋正统，且一脉相承的五德历运。北魏立国之初，道武帝认为“西晋为金德，石赵承晋，为水德，慕容燕承赵，为木德，苻秦承燕，为火德”，北魏继前秦而起，故为土德。太和十四年，孝文帝接受大臣崔光等人的主张，以水德直接承西晋的金德，并将北魏作为正统王朝的历史上溯至其前身——十六国时期的代国。此后，东西魏、北齐北周、直到隋唐王朝都沿袭了这一德运次序。
——据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改革前后北魏五德历运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改革北魏五德历运的影响。
材料一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 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 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材料二 唐晚期及以后的家族组织逐渐褪却政治色彩．恢复了本来面貌。除供子弟读书科考外，不再追求整个家族的政治利益，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通过严密的家族组织系统和家族法规，履行着对外保护、赈济互助、开办书院等职能；通过宗谱义庄等凝聚宗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族学强化家族能力，促进家族长久繁荣。宋以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其成员必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 为笼络族人不离散，聚族而居，并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增强血缘向心力。在聚居下的兄弟分家现象尤为普遍，别立户籍，平均每户 5 口左右，由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小家庭。
—摘编自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点，并结合所学， 从政治角度简要说明南北朝到宋朝是如何打破这个局面的。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宋时期作者认为家族组织的变化最主要的趋势，并说明其对当时社会层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