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继位后，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西晋永嘉以后二三百年间，进入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汉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异常残酷。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汉族人民联合被压迫的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自始就没有停止过反抗。此外，在每逢少数民族贵族统治动摇之际，北方通向江南国境的封锁线上，总会绽裂出一个缺口，那些本来“南向而泣，日夜以觊”的中原人民，就“北顾而辞”，像潮水似的渡江奔向江南了。当然，江南广阔而肥沃的耕地的开辟，也是对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种吸引力。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民南迁”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性、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特点。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在1661-1812年这150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9倍，耕地仅增加32%，人均耕地数从7.11亩降至0.9亩。道光年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中国人移殖澳洲，“殆始于1840年到1859年之间”。随着中外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洋布“把土布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无业贫民乘北风附洋舶往国外图生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起义造反者的镇压，大量农民出洋避祸。如“广东新会平南王黄德滋，率部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成为淘金工人”。
——张秋生《略论早期华工移居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条件》
材料三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按照国籍划分，国际流离失所者居世界前十位的难民来源国及数量分别是：叙利亚660万人，委内瑞拉440万人，阿富汗300万人，南苏丹220万人，缅甸110万人，索马里90万人，刚果（金）80万人，苏丹70万人，伊拉克60万人，中非共和国60万人。
——陈冰《全球难民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方人民大规模南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南方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华工赴澳的国内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当代世界难民的主要来源区域。结合所学，分析二战以来联合国为保护难民基本人权做出的努力。
材料 北魏太武帝拓跋煮，基于北魏的文化国情，为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首先于425年，下诏∶“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成楷式。”自此，改变了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429年，太武帝还组织一批儒家学者对儒家典籍加以整理注释，“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叙成《国书》三十卷。"444年，发诏令∶"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并选拔儒家学者讲学，专门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同年，太武帝发布诏令∶“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他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文化政策，为后来的孝文帝改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
——摘编自李相宁《析北魏太武帝的文化政策》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太武帝学习中原文化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太武帝推行上述举措的意义。
材料 自西晋永嘉之际北方大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以后北方流人南下几未中断，据估计北方人口南下总数约九十余万。为安置这些北方士人和流民，东晋在长江南北设立了很多侨州、侨郡和侨县，用北方地名建置，管理各该 属籍的流人。侨人的户籍用白籍，以区别于土著人的黄籍，属于白籍的人户享受免除一定赋役的优待。侨置政权的官吏皆由北方士人担任。
为限制大族的占有人口和增加政府收入，早在东晋成帝时便先后有“咸和土断”和“咸康土断”的实行。所谓土断，即不论原来属籍何地的大族与庶民，一律以土为断——按现居住区编入户口，将白籍改成黄籍，承担国家租役。桓温的“庚戌土断”成果较显著。
在加强经济上的集权方面，刘裕当政时，又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实行“义熙土断”。这次土断 雷厉风行，会稽余姚大族虞亮隐匿千余人，被刘裕处死。
——摘自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晋侨置州郡的原因和带来的问题。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义熙土断”的意义。
材料一 5-9世纪，中国经历了从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关中之 人，我狄居半”。但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认为自己是华夏的传人，争夺的主要是国家统一的主导权。 少数民族政权“素尚儒术，明达政事”，汉族也“纳四夷之乐”。进入隋唐时期，我国重新实现了南北统一，国家和社会更具有包容性和进取性。隋唐时期典章制度发达，政治制度上的建树颇多，多项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国家实行的开明民族政策、开放的对外政策和文化政策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外来的佛教逐新中国化，中国与欧亚各地区的联系变得日趋密切。
摘编自瞿林东《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 多民族国家一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考察》
材料二 中世纪时期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无知和迷信的时代”，“宗教的言论置于个人经验和理性活动之上”。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留下来的遗产，在那个时候，学者们将他们的知识文化与中世纪时期的文化相对照。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把中世纪看作是文明衰落的时期：启蒙学者认为理性优于信仰，因此将中世纪视为无知和迷信的时代。事实上，关于中世纪的争论很多，曾经词语“黑暗时代”等同于“中世纪”，1904 年后，这个术语更多的限于“中世纪早期”。
——百度百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5- 9世纪中国西欧社会发展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启蒙学者对中世纪的认知。
材料蜀汉建立初期，益州存在“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病，南中（西南夷）则出现统治并不稳固的局面。诸葛亮在受刘备托孤之后，派邓芝出使东吴，重修盟好，孙权乃下决心“绝魏，与蜀连合”。在诸葛亮治理之下，蜀人张裔称赞当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诸葛亮还充分利用益州原有的条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使当时的绵竹、广汉一带的水田能亩产30斛以上。同时，成都“家有盐泉之井”，国有司金中郎将“典造农战之器”，蜀锦更是驰名全国，远销吴、魏。诸葛亮面对南中的叛乱，亲自率军南征，同时采用了马谡“心战为上”的建议。战后，他继续任用当地的夷帅的同时，迁移部分益州民众进入南中。诸葛亮治理之下，蜀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畏而爱之”。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概括诸葛亮调整蜀汉治理政策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诸葛亮调整蜀汉治理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以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为界，北方是游牧民族，南方为农耕民族。除商贸往来，战争、劫掠也是各民族互动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进入匈奴地区的汉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了匈奴单一的游牧经济，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并出现了城市。中原的文字和计算方法也被匈奴人接受。进入中原的匈奴人也在血统、文化上给汉民族以影响。音乐舞蹈、饮食文化、平等观念的传入，又给汉文化带来新的生命力。这些流动的人群，既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异族文化的接受者。
——摘编自刘爱兰《民族大迁徙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推进“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孝文帝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热情。……与努力学习南朝的先进文化同步，孝文帝也着手推出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对孝文帝及其主持的“汉化”改革，我们如果将它放到更久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去考量，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它的意义所在。
——胡阿祥、刘志刚《北魏孝文帝：师法先进，厉行改革》
材料三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汉字即是其中之一。而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字都属受到汉字影响的“借源”文字。由于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对汉字的学习、借用、仿造和创造阶段，因而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王颖喆、孙妍《汉字文化圈与中华法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以汉朝为例分析汉人是如何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出的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华文化影响周边国家的史实。
材料 西晋末年战争、瘟疫、蝗灾、饥馐接踵而至，西晋王朝疲于奔命。及惠帝之后，政权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渡江之后，东晋王朝喘息渐定，尤其是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朝隔江对峙的格局。这些移民的到来为荆州成为上流雄镇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荆州“据上流，握强兵”的重要性。同时，荆州北方有山水纵横的汉水流域作为与进据中原之异族分庭抗礼的缓冲地带，远离战争表扰，移民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农业开发，江南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瘴疠之地，实已发展为瓜果飘香，良田美池的富有之地，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大批移民流落江南，发展农业，提高江南经济文化水平，为以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永嘉南渡”的历史背景。指出南渡后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分析“永嘉南渡”对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