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统一中原以后，首都平成地处边陲，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平城地区半耕半牧，土地贫瘠，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中原至平成又不通水运，一遇灾年，便饿殍遍野。孝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性好读书，“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太和十七年，服丧满三年后，孝文帝为实行“文治”理想，决心迁都洛阳。
——据张凯之《中国历史新编》
材料二 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后，规定随迁的鲜卑人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但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北魏在事实上开始放弃了二元帝国的政治架构，丧失了帝国的内在均衡。北魏因此自毁长城，在孝文帝身后不久便陷入严重内乱。
——据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孝文帝决心迁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影响。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 氐、 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虚， 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 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 民族关系趋于缓和，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浪潮”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出鲜卑拓跋部建立了什么政权? 该政权统治者为了顺应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进行了哪些改革? 简述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 北魏前期，黄河流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凋敝，民不聊生。许多农民不得不投靠大族豪强，沦为荫附户。荫附户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其负担必然要转嫁到其他劳动人民的身上；而大族豪强对荫附户实行残酷剥削，荫附户也苦不堪言，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世祖（拓跋焘）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这就是文成帝继位时面临的社会现实。文成帝（440—465年）曾经派出二十多批官员巡视州郡，检查地方垦田、徭赋、吏治和刑法。他五次发诏惩治贪官污吏，并一度减轻赋税，免收相当于常赋一半的杂调。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收效甚微。
——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文成帝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北魏文成帝改革。
材料一 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施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商鞅变法从阶级结构、政治文化、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转型。
——摘编自何彬《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对孝文帝汉化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拓跋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自觉的、坚定的比较彻底地推行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的以封建化为实质的汉化，是一种使少数民族文明化的进步的历史运动。
观点二孝文帝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人的繁缛腐朽，吸收的多是汉文化的糟粕，丢掉的却是拓跋族的勇武质朴的特点和长处，因此是迂腐的汉化。
——摘编自景有泉《近年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在经济和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措施及商鞅变法的实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孝文帝汉化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在商鞅的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军事和经济相关，但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通过改革，秦国社会上形成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风气，秦军士兵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而且民众以勤于农事为荣，民风趋于淳朴，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在社会习俗方面商鞅强制从大家庭中析分出大量的小家庭，使政府掌握的户数大增加，其征收的户赋也随之提高。商鞅颁布法令禁止民众私斗，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律处刑，使秦人“法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商鞅确立的法令，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为改变社会风气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材料二：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2)据材料二分析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文化变迁”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孝文帝改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三：
(3)综合材料二和三，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特点。
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
魏晋南北朝绘画地理分布图（局部）
——据赵振宇《魏晋南北朝绘画地理格局研究》绘制
从地图中A、B、C三个区域，任意选择一个，概括所选区域绘画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 与秦汉魏晋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牟利。约在俸禄制实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这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摘编自张金龙《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孝文帝实行俸禄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俸禄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