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他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服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大范围地流行。裤褶（xi）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裤褶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日常服用。
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都沿袭秦汉旧制。
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都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董晔《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服风尚”》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1)依据材料一，概括“仁”的思想内涵，分析孔子提出“仁”的背景。(2)依据材料二，概括南北朝服饰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该特点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 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 关于曹魏张皇后被废一事，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嘉平六年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司马师）……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宋代学者胡三省，则指出司马师弑后而非仅废后，并强调“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清代学者黄恩彤亦认为：“窃谓（曹）操第弑后耳，司马（师）则不止弑后，且弑帝矣。不惟司马（师）之恶浮于操，亦天恶曹瞒，假手司马（师）以倍其报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援引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子以佐证，一为当时大臣文钦给郭淮的书信，“太傅（司马懿）既亡，然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废）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二为毌丘俭讨伐司马师时向朝廷的上书，“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并指出该志《孙峻传》中亦有“（孙）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正史确载其被杀）”等相似内容。
——摘编自黄树林 曾庆环《胡三省“司马师杀张后”说探微》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学者赞同“司马师杀张后”说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恪守的原则。
材料 南朝刘宋建立后为加强地方监察，临时委任出身低贱的典签为耳目，行使地方监察职能并给予很大的职权对诸王、刺史的不法和谋异行为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由于典签地位显赫，地方官员往往谈“签”色变。《南史》载：竟陵王萧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答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随着位卑权重的典签权力的膨胀，其封建官僚的腐朽性也就表现出来了。他们常常以权谋私掠取经济利益，如齐武帝永明八年，兖州刺史西阳王萧子明的典签刘道济“赃私百万”。又永明九年典签何益也是利用职权贪赃百万。在君主的授意下，典签在监察活动中常常超越权限干政。典签活动最盛时的南齐，由于各地刺史的职权被典签干预，分割无法发挥其正常职能，造成了严重后果，南齐高宗萧鸾对典签之弊深有体会，于是下诏：“自今诸州有急事，当密有奏闻，勿复遣典签入都”，典签地位开始下降。至梁中叶、陈朝，典签失去了君主亲信监察官的身份，并恢复原来的文官职守。
——改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41卷齐纪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典签制度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典签制度衰落的原因。
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一 孝文帝继承（冯）太后遗志，模仿汉朝礼仪，做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籍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一月，颁布五品诏；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辗刑（车裂）、腰斩，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摘编自白至德《大分裂·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
材料二 从1933到1940年，罗斯福进行了美国史无前例的政府主导改革项目，把联邦政府的角色转变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进行规划、支出、干预，甚至尝试公有制。经济复兴计划对金融市场、农业和工业重点领域展开整治。此外，国家复兴管理局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兴办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和日用品生产，采购过剩农产品，并以工代赈，刺激消费和生产。政府还在所有制方面进行改革，1933年成立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是对新型所有制的大胆尝试，该机构成为实施区域计划经济和商业管理的重要机构，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先河。
——摘编自王晓东《罗斯福新政——一场自由派主导的保守改革》
材料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越来越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根据材料一、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措施。结合所学，从民族交融的角度概括其改革的效果。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 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 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材料三 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这种局部统一较之东汉末年众多军阀割据混战的状况前进了一步，也为后来的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各国都重视发展生产，整顿政治，增强国力，促进了局部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蜀、吴三国还重视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交融。
(1)根据材料一， 指出“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 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时期的社会现象。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材料 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
——摘自《隋书·食货志》
(1)材料反映了__（朝代）的国家治理措施，并简要概括。(2)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该朝代国家治理的其他具体措施，并说明其作用。
材料一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的出现，正是夏、商、周三代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具有同一性，而且高于其四周的部落集团，并不断地与其发生交往的结果，（华）夏正是与四周的夷、蛮、戎、狄的对称。
——摘自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 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作为民族名称”出现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华夏认同观念产生的时间。(2)阅读材料二，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说明北魏是如何“更多地依赖”“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并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扼要概述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