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再适宜作为都城。493年秋，孝文帝放弃平城，迁往洛阳。洛阳素有“王里”之称，却在晋末大乱时毁于兵火，“号为荒土”。孝文帝“营洛务求壮丽”，“礼盛周宣《斯干》（祝贺周朝贵族宫室落成的歌辞）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城中有“户十万九千余”，若按五口之家的标准计算，至少也有五六十万人。而后世王夫之则认为：迁洛“涂饰虚伪……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部落心离，浮华气长”，是北魏速亡的原因。
——摘编自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活动。
材料汉代以后，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逐渐定型，五德历运成为塑造王朝正统身份的重要依据。东晋南朝和北方的十六国都先后确立了承接西晋正统，且一脉相承的五德历运。北魏立国之初，道武帝认为“西晋为金德，石赵承晋，为水德，慕容燕承赵，为木德，苻秦承燕，为火德”，北魏继前秦而起，故为土德。太和十四年，孝文帝接受大臣崔光等人的主张，以水德直接承西晋的金德，并将北魏作为正统王朝的历史上溯至其前身——十六国时期的代国。此后，东西魏、北齐北周、直到隋唐王朝都沿袭了这一德运次序。
——据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改革前后北魏五德历运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改革北魏五德历运的影响。
材料一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 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 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材料二 唐晚期及以后的家族组织逐渐褪却政治色彩．恢复了本来面貌。除供子弟读书科考外，不再追求整个家族的政治利益，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通过严密的家族组织系统和家族法规，履行着对外保护、赈济互助、开办书院等职能；通过宗谱义庄等凝聚宗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族学强化家族能力，促进家族长久繁荣。宋以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其成员必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 为笼络族人不离散，聚族而居，并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增强血缘向心力。在聚居下的兄弟分家现象尤为普遍，别立户籍，平均每户 5 口左右，由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小家庭。
—摘编自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点，并结合所学， 从政治角度简要说明南北朝到宋朝是如何打破这个局面的。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宋时期作者认为家族组织的变化最主要的趋势，并说明其对当时社会层面的影响。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在1661-1812年这150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9倍，耕地仅增加32%，人均耕地数从7.11亩降至0.9亩。道光年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中国人移殖澳洲，“殆始于1840年到1859年之间”。随着中外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洋布“把土布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无业贫民乘北风附洋舶往国外图生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起义造反者的镇压，大量农民出洋避祸。如“广东新会平南王黄德滋，率部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成为淘金工人”。
——张秋生《略论早期华工移居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条件》
材料三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按照国籍划分，国际流离失所者居世界前十位的难民来源国及数量分别是：叙利亚660万人，委内瑞拉440万人，阿富汗300万人，南苏丹220万人，缅甸110万人，索马里90万人，刚果（金）80万人，苏丹70万人，伊拉克60万人，中非共和国60万人。
——陈冰《全球难民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方人民大规模南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南方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华工赴澳的国内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当代世界难民的主要来源区域。结合所学，分析二战以来联合国为保护难民基本人权做出的努力。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平原地区的荒田得到进一步的垦辟，而且偏狭的山间土地以及大量的池泽湖荡也被相继耕垦。士家大族大力营建田园，把一直沉睡的荒山野岭改交成农业生产基地。……宋孝武帝大明初年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吏依品占有山林川泽，第一品允许占3顷，直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经过长期的开发，洞庭、鄱阳、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粮食产区。
——摘编自赵毅《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六朝时期城市大量兴起，其中很多由草市发展而来.这些新兴的城市也给南方的城市经济带来了某些新特征，如在南朝的市场中有了住家的出现和存在，“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黄昏时市场中依旧熙熙攘攘。
——摘自朱和平《试论六朝南方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时期南方城市经济发展的表现。
材料蜀汉建立初期，益州存在“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病，南中（西南夷）则出现统治并不稳固的局面。诸葛亮在受刘备托孤之后，派邓芝出使东吴，重修盟好，孙权乃下决心“绝魏，与蜀连合”。在诸葛亮治理之下，蜀人张裔称赞当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诸葛亮还充分利用益州原有的条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使当时的绵竹、广汉一带的水田能亩产30斛以上。同时，成都“家有盐泉之井”，国有司金中郎将“典造农战之器”，蜀锦更是驰名全国，远销吴、魏。诸葛亮面对南中的叛乱，亲自率军南征，同时采用了马谡“心战为上”的建议。战后，他继续任用当地的夷帅的同时，迁移部分益州民众进入南中。诸葛亮治理之下，蜀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畏而爱之”。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概括诸葛亮调整蜀汉治理政策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诸葛亮调整蜀汉治理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经历孝文帝融合和后来的发展，百多万鲜卑包括北方各族移民迁移到中原和洛阳，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鲜卑民族也在一个新的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在吸收了鲜卑各族文化后，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南北文化相互碰撞。
——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在民族认同方面的贡献及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为推动“民族融合”的举措及影响。
材料 西晋末年战争、瘟疫、蝗灾、饥馐接踵而至，西晋王朝疲于奔命。及惠帝之后，政权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渡江之后，东晋王朝喘息渐定，尤其是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朝隔江对峙的格局。这些移民的到来为荆州成为上流雄镇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荆州“据上流，握强兵”的重要性。同时，荆州北方有山水纵横的汉水流域作为与进据中原之异族分庭抗礼的缓冲地带，远离战争表扰，移民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农业开发，江南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瘴疠之地，实已发展为瓜果飘香，良田美池的富有之地，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大批移民流落江南，发展农业，提高江南经济文化水平，为以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永嘉南渡”的历史背景。指出南渡后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分析“永嘉南渡”对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以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为界，北方是游牧民族，南方为农耕民族。除商贸往来，战争、劫掠也是各民族互动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进入匈奴地区的汉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了匈奴单一的游牧经济，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并出现了城市。中原的文字和计算方法也被匈奴人接受。进入中原的匈奴人也在血统、文化上给汉民族以影响。音乐舞蹈、饮食文化、平等观念的传入，又给汉文化带来新的生命力。这些流动的人群，既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异族文化的接受者。
——摘编自刘爱兰《民族大迁徙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推进“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孝文帝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热情。……与努力学习南朝的先进文化同步，孝文帝也着手推出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对孝文帝及其主持的“汉化”改革，我们如果将它放到更久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去考量，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它的意义所在。
——胡阿祥、刘志刚《北魏孝文帝：师法先进，厉行改革》
材料三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汉字即是其中之一。而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字都属受到汉字影响的“借源”文字。由于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对汉字的学习、借用、仿造和创造阶段，因而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王颖喆、孙妍《汉字文化圈与中华法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以汉朝为例分析汉人是如何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出的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华文化影响周边国家的史实。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