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
——摘自《隋书·食货志》
(1)材料反映了__（朝代）的国家治理措施，并简要概括。(2)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该朝代国家治理的其他具体措施，并说明其作用。
材料 初……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太后曰：“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今革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据《通典》等整理
(1)材料反映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行该制度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推行该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 孝文帝曾谓群臣曰： “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在孝文之前，拓跋鲜卑曾多次迁都。东木根山和盛乐均处塞外，属于草原游牧生产区，迁都盛乐后，拓跋鲜卑的势力由草原扩张到长城脚下，迁都平城后其势力则进入长城内侧的农耕区。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适宜作为都城。《南齐书》载： “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平城居于九州之外，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与孝文帝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因此孝文帝认为： “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
——摘编自王东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的出现，正是夏、商、周三代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具有同一性，而且高于其四周的部落集团，并不断地与其发生交往的结果，（华）夏正是与四周的夷、蛮、戎、狄的对称。
——摘自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 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作为民族名称”出现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华夏认同观念产生的时间。(2)阅读材料二，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说明北魏是如何“更多地依赖”“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并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扼要概述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著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
——摘编自李克建《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材料二 对大批涌入境内的流民，东晋南朝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广泛的设置侨州郡县,即按其原籍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并规定只要注籍侨州郡的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优待政策。这个政策不仅较好的安置了北来侨民,而且对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南徙江南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琳《东晋南朝的流民及其安置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原因。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 谁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希望?
| 钱穆《国史大纲》 |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
“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 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较南 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 南朝。” | 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 史发展的正常道路， …… “从更长的 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 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 |
材料 南朝刘宋建立后为加强地方监察，临时委任出身低贱的典签为耳目，行使地方监察职能并给予很大的职权对诸王、刺史的不法和谋异行为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由于典签地位显赫，地方官员往往谈“签”色变。《南史》载：竟陵王萧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答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随着位卑权重的典签权力的膨胀，其封建官僚的腐朽性也就表现出来了。他们常常以权谋私掠取经济利益，如齐武帝永明八年，兖州刺史西阳王萧子明的典签刘道济“赃私百万”。又永明九年典签何益也是利用职权贪赃百万。在君主的授意下，典签在监察活动中常常超越权限干政。典签活动最盛时的南齐，由于各地刺史的职权被典签干预，分割无法发挥其正常职能，造成了严重后果，南齐高宗萧鸾对典签之弊深有体会，于是下诏：“自今诸州有急事，当密有奏闻，勿复遣典签入都”，典签地位开始下降。至梁中叶、陈朝，典签失去了君主亲信监察官的身份，并恢复原来的文官职守。
——改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41卷齐纪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典签制度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典签制度衰落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战国秦汉的社会转型，造成了各阶层地位的巨大变动；刘邦依赖一群“亡命无赖”逐鹿定鼎，带来了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周代那些延续已久的显贵家族衰败了，世族一时出现了断层。汉初的统治者来自“军功受益集团”，这是一股新兴的势力。汉初时约有60万将士因军功赐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可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丞相、列卿、守相等职位上，打天下的英雄们及其子弟在汉高帝时曾占到了97%之多，在惠帝、吕后时为81%，在文帝时仍达50%。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阶层逐渐下降、消失。相形之下，文吏和儒生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这两个群体都是流动而开放的。
材料二 西汉社会很富于平民性，官僚政治也是“选贤任能”的，可是总会有某些家庭得以父子、甚至父祖相继居官。越是早期社会，宗法观念越浓厚，家族单位越重要。这些新的世家依靠官位逐渐建立了社会影响，他们的继续发展，还在魏晋以降造成了一个不算短的士族门阀政治时代。到了东汉，乡里豪右往往拥有成百上千的依附农、徒附，武断乡曲、隐匿人口，并经常“世仕州郡”而垄断了地方政治；而“官场”是滋生“世家”的又一场所，由世代居官逐渐形成了一些官僚世家，诸如“五世二千石”“七世二千石卿校”之类。随着社会的文化发展，世代传承学术的“学门”型世家也在不断地滋生。“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冠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冠族的恐怕要占颇大的比例”；“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豪右的优越经济条件，得以使其子孙接受教育，成为“学门”，以明经资格出仕于州郡朝廷成为官族。豪右、学门和官族三者以“族”为单位相互转化，逐渐形成了闭锁的循环，门阀士族由此而萌生发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秦汉社会转型的表现，并简要分析这一转型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门阀士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