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317～420年）。在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割据中纷纷建立政权，历史上叫做十六国时期。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世说新语·言语》有云：“（晋）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毫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按东晋元帝为南来北人的领袖，吴郡顾荣为江东士族的代表。元帝所谓“国土”，即孙吴的国土；所谓“人”即顾荣所代表的江东士族。从这二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知当日南来的北人的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的态度。顾荣的答语，实际上是一种默契，即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双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敏，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东晋南朝显得死气沉沉，萎靡不振。为什么呢？一言蔽之，门阀政治把一切腐朽引到了极致。所谓门阀政治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向地方普及的新兴士大夫集团，累世为官而形成望族，是一种讲究门第阀阅的贵族政治。东晋时期只有皇室司马氏与王氏共治天下，平衡秩序才得以维持，于是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情境设问：通过教材历史纵横，列举东晋十六国并立局面形成的基本史实。归纳东晋南朝政治架构的基本概况，并进行简要评析。结合拓展材料，理解门阀士族在东晋南朝政治舞台中的重要地位。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
材料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首先是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为多少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力量。……进入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到头来很少例外，大都走上农耕化的道路，从以游牧为本的经济走向以农耕为本的经济，至于已经农耕的部族则更不待言。一旦走向农耕化的道路，他们就按照他们进入农耕世界时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逐步采取和适应了定居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制度、道德规范、思想、学术、艺术等等。
——摘自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阅读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典型示例，自拟论题，对上述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评述。
4 .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公元前225年，诸葛亮南征南中（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一带）后，在原有五郡基础上增设云南、兴古二郡，是为“南中七郡”，以分其势力，使南中地区进一步郡县化；袭用秦汉分封“蛮夷邑君侯王”之策，尽量少留汉官兵，利用当地夷帅或方土大姓进行统治。鉴于昆明、叟等族“征巫鬼，好诅盟”之俗，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民看到这种象征和平的图谱，甚为高兴，争先拿回家供奉，以期上佑友善局面。诸葛亮还令下属官吏常与夷民“投石结草”，拜为兄弟，互示友好。诸葛亮还“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飞军”；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诸葛亮允许汉族人迁徙到南中地区，还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使夷越诸族逐渐掌握了用铁制农具进行生产的技术
——摘编自白翠琴《论蜀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
（1）根据材料，概括诸葛亮治理南中地区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诸葛亮治理南中地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