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运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波浪式离心运动，即汉民族人口由黄河中下游人口稠密地区逐渐向四周扩散，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呈现波浪式推进的特点；二是北进南退运动，即北方民族不断向汉民族居住的黄河流域推进，并迫使汉民族人口大规模南迁。在中央政权强盛，人民较长时间享受政治安定的条件下，大致以前者为主；在连年战乱或几个政权对峙、鼎立的情形下，则以后者为主。这两种人口迁移运动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稠密地区南移，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晴卷》等

材料   北魏兰陵长公主之死案。神龟年间（519年左右），北魏兰陵长公主怀孕，期间因遭遇驸马刘辉（南方叛逃而来的皇室成员刘昶之孙）的不忠与家暴，导致腹中胎儿流产，并最终因伤逝世。案发之后，刘辉畏罪潜逃，与其有染的两位民女张容妃、陈慧猛及其兄长张智寿、陈庆和被捕入狱。该案审理过程如下：先是负责审理此案的门下省（北魏皇帝秘书机构）主张：刘辉殴打公主、堕杀胎儿，属谋反大逆，应判处死刑；张容妃、陈慧猛耽惑刘辉，也应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知情却不防范，应判处流刑。对此，摄政灵太后基本核准，只将两位民女死罪改为髡鞭付宫（即剃发、鞭笞之后，贬入宫中为奴）。随后，尚书省（北魏正牌司法机构）三公郎中崔纂以儒家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对五位案犯的判决提出了三点抗辩：其一，公主已嫁刘辉，其首要家族认同即为刘家，而非皇室，公主流产之胎儿，首先是刘辉之子，其次才是皇室成员，故刘辉所犯是堕杀亲子罪而非谋反大逆罪，应判处徒刑而非死刑；其二，两位民女的罪行按照当时惯例至多处以徒刑，髡鞭付宫量刑过重；其三，两位民女均已婚，据当时已有的法律共识“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其罪行不应连坐兄长，且法律允许“期亲相隐”，兄弟知情不报，可以谅解。此外，尚书省右仆射游肇亦奏言：门下省负责出纳，核罪结案，本非其事言下之意！门下省无权审理此案。最终，本案由灵太后一锤定音-尚书省所有抗辩驳回，崔纂乡职，游肇停薪。

——据魏收《魏书》卷111《刑罚志·七》

材料一   《隋书·食货志》中记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据《宋书》记载：“及至（东晋）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于是（宋公刘裕）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据《隋书》《宋书》等整理

材料二   “侨置郡县”的建立给南方的郡县制度、行政区划和户籍带来极大的混乱，因此东晋南朝政府以整顿户籍、搜括人口为主要目的的所谓“土断”先后实施了十次。侨户“土断”后皆入白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并且从“土断”注籍到正式课租，给予新附侨户一定的优复期限。其中桓温和刘裕在实施“土断”后，国家都出现“财阜国丰”的局面，刘裕“土断”的成功和王、谢为首大族的衰颓密切相关。……东晋南朝虽屡经“土断”，仍然是“弥山满海，皆是私役”。

——摘编自曹文柱《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