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开始强行推行秦国文字。据许慎《说文解字叙》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对于规范后秦的文字，《说文解字》中有着详细的描述，“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除大篆、小篆和隶书外，其他文字主要运用于仪式物品书写中，没有广泛传播。大篆作为被改良的文体，在秦国仍然得到使用。所以目前学界认为秦朝的“书同文”既不是专指篆书，也不是专指隶书，而应该是指秦国的文字。

——赵云泽、杨启鹏《“书同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化与媒介变革影响研究》

褚遂良（596-658）擅长书法，尤工隶书楷书，是唐初四大名家之一。褚遂良流传后世的碑刻《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但是《雁塔圣教序》与《同州圣教序》在立碑之初并无史料介绍，后世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解读。明初书家是以两碑款识中所署时间先后、官品不同为依据。应该不具有正统性。在明末一直被前人认为是褚书正宗的雁塔本书史地位开始被质疑，书法边缘化。而同州本的声望则在明末书家对两种版本的重新思考、比较中得以提升。相较于之前的雁塔本，“道逸婉媚”的同州本似乎更加符合明末书家的审美趋向。清代中期，在金石碑版影响下，书家开始对碑版书法进行全方位的考据。人们也普遍接受同州本是由雁塔本翻刻而来，雁塔本的正统性再次被确立，同州本则逐渐被边缘化。

——张衍远《两版＜圣教序并记＞明清接受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