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汉初，汉高祖赠送黄金、丝绸给匈奴，开始采取“和亲”政版以谋求和平。汉文帝时，匈奴黄当、菜龙二人来峰，朝廷册封二人分别为弓而侯和黑城侯。汉武帝时期，汉军三次打败匈奴后，于其地建置酒泉、武威郡，嗣后又从中分见敦炫、张掖二郡。张骞通西域后，朝廷设行政管理区，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

——姚大力《河西走廊的儿个占地名》

材料二   唐朝太宗时，征伐平定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朝廷拜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将军等，并赠予大量帛与彩缎。唐先后在西北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加强对西域的管辖。唐太宗赐婚给突厥首领等赐婚事例，达十余次之多。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材料三   《元史》记载：元朝的行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在元代以前中国主要以“山川形便”来划分行政区，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从元代开始，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