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秦朝对周朝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地处西北，“戎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不尚文礼之一途”，较少受到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秦朝建立后，疆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土地，这些“化外之地”也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管理，并且要由中央直接控制。所以，采用郡县制是必然的选择。

——摘编自黄栋法等《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设置，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为主要使命。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戍兵布置、调遣也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和治安等事，绝大部分都是由乡里官吏们直接承担的……秦统一全国后，普遍实行以县统乡、以乡统里的地方基层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别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设置，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为主要使命。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军事紧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成兵布置、调也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西周是宗族统治的鼎盛时期，宗族体系十分发达，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大家庭，通过分封制的形式建立起来，以宗法制作为维系的纽带。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诸侯国是由天子分封的，卿大夫的采邑则是由诸侯分封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和政治婚姻关系，既是亲戚又是君臣，自然就形成了下级贵族臣服于上级贵族、全体贵族臣服于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表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

——摘编自雷海宗《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忽必烈进入中原，建立元朝，以中书省分驻地方，称行中书省。不久行中书省便成为固定行政区。行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各省设有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为正副长官，又有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分管省内各种事务。丞相、平章大多由蒙古亲王记当，权力极大，除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吏以外，有权自选官吏。各省还设有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分管军事和监察。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

——摘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   成吉思汗时已在境内开设驿站，窝阔台时正式建立驿站制度。忽必烈定都大都后，驿站制度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据《经世大典》记载，元顺帝时全国有驿站1500多处。驿路东通奴儿干之地，北通吉利吉思部落，西南通西藏。驿站有陆站和水站，水站用船。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辽东黑龙江下游则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于冰雪之上。1289年设立杭州到泉州的海站。……元政府特设站户，有一定的免税特权，用以维持驿站运行。驿站上一切交通工具和使臣饮食供应，一部分由政府补贴，大部分由站户负担。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邮驿叫急递铺，用以传递军政机要文件。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中央集权固然要加强，而稳定地方局势的任务则更为迫切。平宋以后江南局势长期动荡，致使元廷必须予各军事占领区以相对集中的事权，以便遇到紧急事变能够迅速决策并付诸行动。元朝大量宗室外戚被分封予漠北和东北地区，在中原又各自领有大小不等的份地。对于这些天潢贵胄及其狐假虎威的家臣，一般的地方官府难以治理，非设立位高权重的行省不足以压制。元朝疆域辽阔，为汉唐所不及，路府数量繁多，中央很难一一统属。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书省对其力所不及的地区进行管理，中央再从大局上对诸行省实施节制，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确实也是一种具有明显优点的统治模式。

材料二   元朝行省与前代王朝的“行台省”、“行省”有某种联系。元朝行省与传统汉式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的不协调因素并未在其制度化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就中央与各行省的关系而言，我们很少看到双方发生权力冲突的材料，相反更常见的却是中央责令各行省充分发挥自主权。批评它们“不详事体轻重，无问巨细，往往作疑咨禀，以致文繁事弊”，要求“除重事并创支钱粮必合咨禀者议拟咨来，其余公事应舍与决者，随即从公依例与决，毋得似前泛咨”。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帆《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一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汉书》

材料二   若元（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史》

材料一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15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管财政兼监察地方官吏）提点刑狱（管司法兼监察）安抚使（管军事，有时也兼管民政，在边境地区设置）提举常平（管长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品秩高，权势重，对所辖路府州县官的统摄和节制力自然较强。行省辖区广，数量有限，又便于朝廷的最高指挥和节制……弥补了秦汉以来朝廷直接控制数目较多的郡、州、路时的缺陷和不足，使中央政府对各地路府州县的控制明显加强了。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