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蒙古大汗一直以漠北草原作为国家本位，只将汉地看做大蒙古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其特殊状况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结果导致中原汉地出现混乱局面，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来，蒙古汗室内部出现了对汉文化有所了解的人物，即忽必烈，他先在邢州、汴梁、京兆等地推行“汉法”，收效显著。到他依靠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登上汗位后，有计划地采用了一系列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统治经验，如建立年号、国号；建立汉式官僚机构；定都大都；推行发展农业生产、尊崇儒学的政策等等。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随着元朝帝国的扩张，游牧文化粗放的自然历法已经与帝国不相匹配，元按中原王朝的方式制定了精确性超越前代的《授时历》，皇帝御书蒙古文字于其上，然后颁行全国。蒙古人对中原历法体系的接受，其实也是对背后的一套天道循环时空观念、五德天命转移的政治神学、历法正朔颁赐所代表的朝贡制度体系的接受。

……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对立、互动、互融，形成了王朝时代的“（统一）天下”，理解中国的关键就是要从这种双向、动态的“势”去把握。夷夏阴阳二维，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中国。

——摘编自韦兵《从中原王朝到民族国家：时间观与边疆形态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