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关于辽、西夏、金的制度建设辽代官职，分北、南两院，北面治宫账、部族、属国之账，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其得宜矣。重熙五年（1036年），辽兴宗亲临礼部贡院试进士。

——据《辽史》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保留了原有蕃官体系，如宁令（大王）等官职。人庆四年（1147年）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

——《宋史夏国传》

女真初起，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金太祖定燕（今北京），学习辽南北面官制度。金承辽后，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

——《金史》

材料二   至北宋时期，石介对当时“中国”一词的概念进行了总结性的界定……在地理上，中国是指以“九州”为主的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聚居之地，大体上就是指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珠江流域，即所谓“天地之中”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中国之人”主要是知“礼乐”、服“衣冠”、从事种植农业的汉族，少数民族也不在其中。

——郑炜、崔明德：《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三   辽人自称炎黄子孙，并不否认宋人也是炎黄子孙。辽人自称“北朝”，称北宋为“南朝”，认为“南朝”“北朝”是一家。金人进入中原以后，即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和理论，自称中国，但金人并没有将宋人排除于中国之外。

——据赵永春《“中国多元一体”与辽金史研究》整理

材料四   元朝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色目等众多民族，其文化意义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乃是“中国”主权行使，可以是汉族政权，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元朝同时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等

材料一   余尝见枢密都承旨张诚一说，昔年（公元1075年）使北虏，因问耶律、萧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问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为谁邪？’其大臣对曰：‘莫如汉高祖’。又问：‘将相勋德孰为优？’对以萧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译云刘也。其后（皇后）亦锡（通“赐”）姓萧氏。”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

材料二   金太宗不但“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而且“分遣使者诸路劝农”。金熙宗诏“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与民耕牧”，还将皇帝狩猎的“禁苑隙地分给百姓”。明昌四年（1193年），尚书省报告说：上京路诸县“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

——据漆侠乔幼梅《中国经济通史·辽金经济卷》

材料三   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举例

——据李崇兴《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史料一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至于太宗，兼制中国（指得燕云十六州后，统治区域扩及中原），官分南北（官制分南面官和北面官），以国制（辽固有的制度）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摘编自《辽史·百官志》

史料二   李仁孝（西夏仁宗）在位期间（1139—1193年），重用文化程度较高的党项和汉族大臣主持国政，尊崇儒学，大修孔庙及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翰林学士院，编纂历朝实录，天盛年间，颁行法典《天盛年改新定律令》。其统治期间为西夏的盛世，也是金国、南宋的盛世，三国之间战争甚少。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史料三   后来兀术到中国，掠得中国士大夫，教之立制度，定分陛，昔金人草居野处，今者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

——摘编自《宋史》